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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解放日报》三篇重要社论的
历史贡献与深远意义研究
许睿竹1，范峻豪2
（1重庆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媒学院，重庆 401331；2重庆大学 美视电影学院，重庆 400044）摘要：20世纪40年代，延安《解放日报》报社曾发表《致读者》《党与党报》《本报创刊一千期》三篇重要社论。这三篇重要社论是指导《解放日报》成功改版的纲领性文件，开创并奠定了当代报纸版面的基本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和新闻党性原则得以形成、确立和阐发的经典文献。
文章通过剖析《解放日报》三篇重要社论的基本情况与主要特征，发现这三篇重要社论虽主要由报社负责人执笔，但代表的不仅仅是报社的观点，其中还融入了的不少见解与思想，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党中央的意志。因此，应加强对这三篇重要社论的研究，肯定《解放日报》三篇重要社论对党的新闻事业的历史贡献，深刻领会其深远意义。
关键词：《解放日报》；党报；社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党的喉舌
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3）06-0066-03
回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历程，探究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和新闻党性原则的形成、确立与发展的过程，必然会提及20世纪40年代延安《解放日报》所发表的三篇重要社论——《致读者》《党与党报》《本报创刊一千期》。这三篇重要社论对党的新闻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基于此，文章深入剖析《解放日报》三篇重要社论的基本情况与主要特征，阐释其历史贡献与深远意义。
一、《解放日报》三篇重要社论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征
《解放日报》最早创刊于1941年，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也是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曾指出，“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应作为党内学校内机关部队内的讨论与教育材料”。
社论是《解放日报》的灵魂与旗帜，也是一大特［1］。创刊初期，该报每天发表一篇社论，从1941年5月16日创刊到1942年4月1日启动改版，共计刊发
303篇。直至1942年12月7日，每天一篇社论的“铁律”才被打破。
社论的撰写者大多是对时局有深刻见解的大家，如、周恩来等，他们常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尤其是主要撰稿人之一。谢觉哉、胡乔木、陆定一等人，也是重要的写作力量。
《解放日报》所刊发的社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致
读者》《党与党报》《本报创刊一千期》。这三篇社论具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都发表在非常重要、特别的时间节点；二是《致读者》和《党与党报》是由亲自修改审定的。
《致读者》共10个自然段，全文1972字，发表于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一版［2］，这一天是《解放日报》正式启动改版的日子；《党与党报》共13个自然段，全文2519字，发表于1942年9月22日《解放日报》一版，这是在《解放日报》被明确为党中央机关报兼西北局机关报的背景下发表的；《本报创刊一千期》共15个自然段，全文2552字，发表于从《解放日报》创刊算起的第一千期。
亲自修改审定《致读者》和《党与党报》，使得这两篇社论具备了其他社论所不具备的特殊性和重要性。研究发现，这三篇社论虽主要由报社草拟，但代表的不仅仅是报社的观点，其中还融入了党的领袖的不少见解与思想，因而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党中央的意志。
二、《解放日报》三篇重要社论的历史贡献与深远意义（一）三篇重要社论奠定了当代报纸版面的基本
形态
这三篇重要社论为《解放日报》改版而写，目的是将一张不成熟、不完全的党报逐步发展为成熟、完全的党报。从这一层面看，这三篇重要社论的本意是确立、完善、总结《解放日报》改版的指导思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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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卷第06期　Vol.14 No.062023年3月　March  2023
《致读者》发表于《解放日报》正式启动改版的日子，《党与党报》发表于改版过程中，《本报创刊一千期》发表于改版目标基本完成时。这是《解放日报》改版的三个重要节点，也可以说是三座里程碑。
1941年5月15日，中央决定把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4］。在的亲切关怀、指导下，《解放日报》很快打开局面。但随着时间推移，《解放日报》在版面设置和办报理念方面存在的问题逐渐显露出来。
创办之初，《解放日报》摆出大报模样，放眼世界、放眼全国，因而在版面设置和内容安排上，存在重
国际、轻国内，特别是轻陕甘宁边区的倾向。版面安排是：一版欧洲，二版远东，三版国内，四版上半版延安与边区，下半版文艺副刊。这样的版面设置和内容安排，有悖新闻的接近性原则，且不符合在延安办报的实际。
1942年2月1日，发表《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8日又发表《反对党八股》的演说［5］。这两篇著名的演说是延安整风运动全面开展的象征。《解放日报》按既有的版面设定，把关于这两篇演说的信息分别发在了三版的右、左下角，的讲话内容仅300字。从新闻价值与重要性来看，这样的处理和安排显然是个严重的错误。
对于这些错误和问题，《解放日报》进行了深刻的总结检讨，认真贯彻指示，虚心倾听读者及党内同志的批评意见，精心筹备改版工作。1942年4月1日，新版《解放日报》亮相。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在版面设置上有了很大变化，从结构上解决了过去脱离众、脱离边区的问题。
新版《解放日报》的一版是要闻，二版是边区和国内，三版是国际，四版是副刊。这样的安排显然更加符合新闻的接近性、重要性原则。特别是一版的要闻，极具创新性，打破了过去新闻版面只按地域划分的局限性，确立了重要新闻前置的原则。
改版后，《解放日报》的版面结构开创和奠定了中国当代报纸版面的基本形态。如今，纸媒的版面顺序和结构安排基本坚持重要新闻前置和地域由近及远的原则。
（二）三篇重要社论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经典文献
版面的变化是外在的，真正对报纸影响大而持久的，是办报理念的变化。办报理念是报纸的“魂”。
《解放日报》改版绝不只是调整版面顺序和内容结构那么简单，改版的目的是将一张不成熟、不完全的党
报逐步发展为成熟、完全的党报。《解放日报》的改版过程，是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和新闻党性原则形成、确立和发展的过程。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作为《解放日报》改版的两个方面，始终处在相得益彰、彼此促进的协同之中。
三篇重要社论贯穿《解放日报》改版始终，不仅是指导改版实践的纲领性文献，还是对改版实践的理论概括、提升、总结与阐发，因而在党的新闻事业发展史上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发表于《解放日报》改版当天的《致读者》，提出党报应具备四个特性——党性、众性、战斗性与组织性［6］。这是最早提出党报“四性”的公开文献，建构起早期党报理论的核心内容和基本框架。陈力丹教授认为，“四性”成为传播最广，也是经典的关于“党报性质”或“党报的党性原则”具体内涵的标准说法［7］。
《致读者》相当于《解放日报》的改版宣言，内容是在检讨问题的基础上阐明为什么要改版，以及改版
的方向、思路、目标。在分析《解放日报》创刊10个月
以来的主要问题时，社论认为核心问题是报纸的党性不够，没有成为真正的党报。为此，社论钻研列宁、斯大林关于党报的论述，并根据《解放日报》的改版需要，进行了中国化的阐发。
社论指出，改版要使《解放日报》“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党性方面，“与整个党的方针、党的政策、党的动向密切相联，呼吸相通”［8］，“使报纸
成为实现党的一切政策、一切号召的尖兵和倡导者”［9］
；
editorial文章众性方面，“不仅要充实众的知识，扩大他们的眼界，启发他们的觉悟，教导他们，组织他们，而且要成为他们的反映者，与他们共患难的朋友”；战斗性方面，既要“抨击一切有害于抗日团结的阴谋和企图”，又要成为“党手中的有力的自我批评的武器”；组织性方面，“决不能是一个有闻必录的消极的记载者，而应该是各种运动的积极的提倡者、组织者”［10］。
在改版效果不尽人意、需进一步强化《解放日报》的党报性质和党性原则时，《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党与党报》，首次提出党报是“党的喉舌”，以党报“四性”思想为依据，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内容与体系。
《解放日报》改版几个月后，中央政治局就《解放日报》的工作展开讨论。对改版后报纸的发展给予了肯定，但认为其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党中央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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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解放日报》上上下下虚心接受批评，也从心底认同《解放日报》必须进一步强化党性的意见。于是，在中央确定《解放日报》是党中央机关报和西北局机关报的双重身份时，报社草拟社论《党与党报》，送交修改审定。9月22日，该社论在《解放日报》一版刊发。这是一篇著名的社论，其最大亮点就是把党报比作“党的喉舌”。
值得一提的是，《党与党报》还明确提出党报工作者要摈弃“无冕之王”的自我定位［11］。这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西方资产阶级新闻观本质区别的最早或较早论述。党报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12］，党报工作者是党组织的一部分，这与西方资产阶级新闻观的理念有着天壤之别。
《本报创刊一千期》系统地总结了《解放日报》创刊，尤其是改版后取得的宝贵经验，集中反映并阐明了“全党办报”和“众办报”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又一经典文献。
1944年2月16日，《解放日报》出版发行第一千期。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更重要的是，经过近两年的努力，改版后的《解放日报》更加成熟，成了“完全的党报”。这意味着《解放日报》改版的预期目标已基本实现，改版工作取得成功。借创刊一千期这个特别的时间节点，通过撰写社论的方式来总结改版和办报的相关经验，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创刊一千期》总结称，“在新闻事业的业务方面，一千期来，我们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是在创造的过程中”
［13］
。而且，《解放日报》具有两个特点：第一，
这张报纸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报，就是人民大众办的报纸；第二，《解放日报》是在农村办的报纸，农村办报与城市办报有很大区别，城市适用的方法，农村不可以照搬使用。
《本报创刊一千期》剖析：改版前，我们尚不具备党报所必备的品质——党性、众性、战斗性与组织性；改版后，本报按照中央的方针进行了改革。从那时起至今，一年又十个月过去了。这一年又十个月中间，我们的重要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全党办报”四个字
［14］
。这是党的历史上首次提出“全党办报”思想。
根据这一宝贵经验，社论得出结论：要进一步提升报纸的质量，要办到这件事，必须全党为之奋斗，万不能只靠少数人的努力，万不可再走回改版前“记者办报”的道路。社论所批评的“记者办报”，于今天而言仍不失为一记警钟。这可谓当下我国新闻工作者必须长期坚持
“走、转、改”的历史源头之一。
《本报创刊一千期》的最后一段再次强调，“办报是全党的一件大事，是人民大众的一件大事，是治国的本领之一”。这是掷地有声的“全党办报”和“众办报”的观点。而且，把办报当作“治国的本领之一”来认识，也是一大创新。
三、结语
延安《解放日报》三篇重要社论，对指导《解放日报》成功改版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三篇重要社论阐发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基本理念、方针、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和新闻党性原则得以形成、确立和阐发的经典文献。研究、揭示《解放日报》三篇重要社论的历史贡献，对党的新闻事业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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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睿竹，研究方向：融合新闻。
 范峻豪，研究方向：播音主持与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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