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翻译的风格
在翻译过程中，原作风格和译者风格构成矛盾的统一体,既对立又互相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翻译中,原著的思想内容不取决于译者,而是取决于原作者。译文应取的基本体式也受到原文很大的限制。译者不可能不顾原著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随心所欲地抒情,叙事,论理,不可能做到”文必己出”。但是,翻译终究是一种极富有创造性的工作，风格论在翻译学中理应成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否则,所谓提高翻译质量和翻译水平,真正做到重神似而不重形似,就会成为空泛之谈。
标签：风格；创造性；风格再现
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长期以来是翻译界沿用的衡量译文好坏的尺度和努力追求的目标。后来一些翻译家把翻译标准概括为”忠实、通顺”,似乎更明白晓畅,更易于操作。所谓忠实,首先指忠实于原作的内容,其次是指保持原作的风格。所谓通顺是指译文语言必须通顺易懂,符合规范。这就要求译者对原作的风格(包括民族风格、时代风格、语体风格、作者个人风格等) 不能任意破坏和改变,不能以译者个人的风格代替原作的风格。但是在翻译过程中,不允许译者的个人风格参与其中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原作风格和译者风格必然在译文中构
成矛盾的统一体,既对立又互相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翻译中的风格论与文学或一般写作中的风格论并不是完全相同的研究课题.一般的风格论主要是研究作家或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语言文采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以及文采(情采)的表现规律和艺术感染力诸要素.而在翻译中,原著的思想内容不取决于译者,而是取决于原作者.译文应取的基本体式也受到原文很大的限制.译者不可能不顾原著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随心所欲地抒情,叙事,论理,不可能做到”文必己出”.这是翻译工作者面临的客观上的局限性.这一局限性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翻译的风格的研究。
但是,翻译终究是一种极富有创造性的工作.风格论在翻译学中理应成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否则,所谓提高翻译质量和翻译水平,真正做到重神似而不重形似,就会成为空泛之谈.翻译上的风格论所研究的基本问题是在语言转换中如何保证译文对原文的适应性(Adaptation).由于翻译受原作的局限,译文的基本体式和风貌不能由译者随意加以改变或渲染,从这个意义上说,译者的创造性和文思的活动领域是相当狭小的. 因此，译者的创造要以不违背、不损害原作的意蕴、风貌为本。傅雷先生说过：”即使是最优秀的译文，其韵味较之原文仍不免过或不及，翻译时只能尽量缩短这个距离，过则求其勿太过，不及则求其勿过于不及”。这里，他道出了
再现原作风格的困难，承认困难，决不等于放弃努力的方向--尽量缩短译作风格与原作风格的距离，尽可能求得两者的协调与和谐。但是,由于译者的知识结构和语言素养,刻苦精神和个人才力,翻译工作经验,翻译理论水平和对翻译技能的领悟掌握(Acquisition)各不相同,因此,译者在翻译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原文的适应性”是十分悬殊的.正因为如此,同一篇原文在不同译者的笔下才有明显的高低之分,优劣之别.在这个意义上,翻译再创造的领域又是极其广阔的.翻译作品的质量,译文对原文的高度适应性,原著风貌的逼真的再现,通常正是译者的功力和才情的最好的说明。
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采用直译或意译的不同而往往显出风格上的多样性。所谓直译通常在译文中既保持原文的内容,又保持原文的形式(包括比喻、形象、民族、地方彩等) 。所谓意译则不拘泥于原文形式而采用转述其内容大意的方法。有时一个句子、一篇文章或一本书中,译者交替使用直译和意译的方法,殊途同归,相得益彰,是十分常见的。举个简单的例子:英语成语”When in Rome , do as Romans do. “直译是:”在罗马应按罗马人那样做事情”; 译得概括些就是:”在哪儿就随哪儿的习俗吧。”还可译我们中国的谚语”入乡随俗,入港随湾。”译得更加精练就是: “客随主便。”一个普通的西方谚语可以译成不同语体和风格不同的文字。其实对于译者来说，所要面前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吃透原文,然后选择最合适的
语言、文体风格与技巧等手段在译文中再现原文的内容与形式,虽然不一定能达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境地,至少也要做到”信、达、雅”的基本要求。译者个人翻译风格的形成并非一日之功,可以一蹴而就的。目前有一种现象,许多外国名家作品早已有较高水平的译本,而一些出版商和译者出于商业目的,你重译他也重译,其实新出的不少译本质量上还不如旧译本,译笔大同小异,平淡无味。翻译史证明,古往今来,凡是名家的译作都是经得起推敲和时间的考验,而且有自己独特的翻译风格的。香港文学家董桥先生曾对这种现象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据说,翻译有直译和意译之分。据说,好的翻译家可以译出原作的神韵。据说,做翻译工作必须先熟读翻译教条。其实,翻译只有两种之分:好翻译和坏翻译之分。好的翻译是男欢女爱,如鱼得水,一拍即合。读起来像中文,像人话,顺极了。坏翻译,是同床异梦,人家无动于衷,自己欲罢不能,只好进行’’,硬赖硬要,读起来像鬼话,既亵渎了外文也亵渎了中文。”董先生的这番话一方面是对由来已久,而毫无结果的直译与意译之争下了一个亦庄亦谐的结论;另一方面也是对当今那些译文低劣、胡翻乱译的现象的中肯批评。这其实也反应出了个人翻译风格的形成与培养,必须经年累月下苦功实践而就的。
对风格的再现，我国翻译界一度曾经流传过”译巴尔扎克，还巴尔扎克”的说法，也就是说，翻译巴尔扎克的作品，就要完整地再现出巴尔扎克作品的风貌。然而偏偏在这个本来就十分
微妙的问题上，不可避免地掺入了译者的个性和创造，使风格再现的问题变得愈发复杂。原作风格的鉴识，这里暂且不说。即使领悟了作者的风格，又怎么样才能再现呢?作者的文字风格是由词语的调遣特征与倾向，句子的组合结构与手段，修辞手段的选择与使用等等表现出来的。而要再现作者的风格，译者自然要从炼字、遣词、造句等方面去做。可是，转换原文的符号系统，将原文的风格传译到目的语中来，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语言差异所造成的障碍，而为了克服这些障碍，译者便各显神通，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寻求各种手段来变通原文与译文之间难以对应的形式。这么一来，对变通手段的选择，词语的处理，句子的重构，修辞彩的再现等，都无不打上译者的个性，因此而客观地形成了译者的风格。话说回来，一个翻译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力图将原作的风格传达出来，因为风格与原作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倘若传达不出这种风格，译文就会缺少点什么。例如：把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译成纤弱柔美的风格，那就太失真了。但是，如果把他的浑厚、雄健又混杂着粗疏、用字不够讲究都一一表达出来，这样只会使读者感到译文有问题，译者的文字修养不够到位，而不会认为这就是巴尔扎克的风格。所以，译者翻译时应该是有所取舍的，他要考虑到文字的优美，常常会”拔高”一下原作，而很少会”硬译”到底的，据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有的作家的风格不必原汁原味、不打折扣地介绍过来。
因此，对于一名译者来讲,我们的任务不仅限于传达原意,而且应在拿到原文以后通过反复阅读,钻研,掌握原文的总体风貌,包括:用词倾向(专业词,深难词,浅易词,俚俗词等等);句式特点(简单句,复杂句,省略句,祈使句,疑问句,句式变化等等);修饰手段(比喻,对仗,夸张等等);表意方式(否定式,反问式,间接式,直接式等等)词语情态以及句段安排等等方面的问题,并運用自己学到的翻译技能处理原文,使自己的译文尽可能适应原文的总体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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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的中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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