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平克里斯蒂娃：互文性理论与翻译（2）
Willow这个词在俄罗斯民歌中是悲伤的形象，是人类悲惨命运的象征，在莎士比亚悲剧中，柳树的形象和奥赛罗与狄斯摩娜的悲惨命运联系在一起，狄斯摩娜临死前唱的正是柳树之歌，而奥赛罗则是装点着柳树倒在水中死去。《哈姆雷特》中忧郁的奥菲利亚临死时，“轻颤的柳条在她肩头垂泣”。中国诗的用典则也可看作是互文性的一种。如说“桃”不可直说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咏柳不可直说折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只因为李贺诗有“桃花乱落如红雨”，刘禹锡诗有“玄都观里桃千古，总是刘郎去后栽，”之所用“章台”“灞岸”代“柳”，是因为韩翃诗有“章台柳，章台柳，往日依依今在否？”李白词有“年年柳，灞陵伤别”，唐代长安人有送客到灞桥折柳赠别的习俗，可见，运用替代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运用典故。
作为译者须有深厚的文化积累才能理解这些互文用典，同时译者须明白这些深奥的典故对当代读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并且有权决定这些典故是否是诗歌背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或者从目的语中寻新的替代。由于意象具有隐喻的意义，它必然具有独立的互文性指涉意义，只不过有的意象已经象征化了。但现代诗歌的指涉是多义的，因为它们在不同情境中反复出现，而寓意朦胧，译者需要费心琢磨才行。罗兰·巴特曾提及互文性的符码是“引文的海市蜃楼”（mirage of
citations），不太容易捉摸。这样听起来有些似是而非，因为互文的定义就是在话语体系中体现一种捉摸不定的特点，因此，互文性有双重特点。一方面，它唤起对先前已经存在的文本的重要性，强调文本是开放的，它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与其他文本发生关联。一提及互文，译者马上想到先前文本对它的影响。另一方面，互文又意味着对文化话语空间的参与，即它不仅是考虑先前文本的因素，而是考虑到以文化为背景的话语实践，已经阅读过的匿名文本的引文无从追寻，如简单的暗指和回忆。这种联系和联想是重复先前文本的某些因素，而不直接使用其意义。
这种意象的隐喻性、多义性及朦胧性是诗歌张力的体现，结构主义学者列维认为，如果把某一作品置于单一符号系统中，形式和内容的特点可达到统一。在翻译中如果将一部作品置于多重符号系统中，所表达的不确定性则越来越彰显。捷克翻译理论家列维说：“翻译不是一个统一的工作，由于内容的内在结构建构不同，因而充满了张力和矛盾。译文同时代表的是两种视角：原文的能指系统和第二语言的系统。”（The translation is not a unified work, but one which is full of tension and contradictions because the content is interstructurally constructed, represented as it were by two perspectives simultaneously: from the view of the original signifying system and the angle of the second language system.）
在中国传统诗歌创作中，诗人常常化用前人诗句。如欧阳修的“绿杨楼外出秋千”，出自于冯延已“柳外秋千出画墙”，而冯氏诗句又出自王维的“秋千竞出垂杨里”。对于这种“化用”的方法，笔者认为，也可适用英汉诗歌的互译。如莎士比亚的名剧《麦克佩斯》中说：Now sorrows strike heaven on the face，翻译诗词“天兵怒气冲霄汉”时，不妨可以“化用”。而莎士比亚名剧《奥赛罗》中有一句：The chidden billow seems to pelt the clouds，也可以用互文指涉来翻译“白浪滔天”。英国诗人拜伦（Byron）的名诗“When We Two Parted”中的诗句：
When we two parted
In silence and tears
Half broken-hearted,
To sever for years.
记当时我俩分手，
相对无言时垂泪，
得分开多少年头，
真令人心儿欲碎。
——曹明伦译
如果用此词翻译《咏梅》词中的“风雨送春归”就可产生风格上的互文特点。还可以套用隋代无名氏的“柳条折尽花飞尽, 借问行人归不归”，来传递这种情感。英国诗人雪莱（Shelley）的《西风颂》中有“wild west wind”；《云雀颂》中有“the sunken sun”，翻译《娄山关》中的“西风烈”和“残阳如血”时，作为互文性的种种契合，可能更好传递原词的“意美”，从而达到意象与意境天偶佳成。
再如“旧时王谢堂前燕”句中的“堂前”有译家译为painted eaves（替代Bynner的great homes），使人窥见了Samuel Taylor Coleridge 的《古舟子咏》中的互文性诗句：a painted ship on a painted ocean。翻译中互文性的“化用”需要译者的灵感与艺术顿悟与再创造。正如后结构主义大师罗兰·巴特指出的那样，原文作者已死，的确，译者的每一次翻译和重构，都熔入了译者全新的互文性感受。
五、互文性与意向性
功能语言学家认为，一个语篇所以能成立并发挥交际功能，是因为具有语篇性（textuality），而语篇性又依赖于七大话篇特征或要素，即形式接应（cohesion），语义接应（coherence），意向性（intentionality），接受性（acceptability），信息性（informativity），情景性（situationality）和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此部分将重点讨论诗歌翻译中互文性与意向性的关联。
众所周知，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翻译不是一个机械的过程，互文本也不是一个凌乱的、东拼西凑的大杂烩式的文本的结合。互文也不只是简单的引文和指涉运用，诗歌的互文翻译，也决不只是消极地将目的语的指涉替代原语的指涉。为达到某种文本功能和交际目的，互文性具有极强的意向性和意指作用（signification）。那么，什么是克里斯蒂娃的“意指”呢？在其代表作《诗性语言的革命》中，她将异质主体阐释为意指过程，以其两大要素“符号”与“象征”产生出来的结果。在她看来，意指总是异质性和开放性的，它既有符号的物质性反抗，又具备象征的稳态。符号与前俄狄浦斯的初始过程即基础性的搏动相关联。这一初始过程在克里斯蒂娃看来，主要表现在肛门和口腔，而且同时是二元的（生命/死亡，排出/）和异
质的。这些搏动永无休止地聚向克里斯蒂娃创造的一个新词“谷神”（chora，由于没有现成的汉语对应词，只好权宜之计用道家术语翻译） ——“谷神”还不是一个符号，它既不能代表他物，也不能代表他人（也不是能指）。既不是模型，也不是模仿。“谷神”先于构形，因此是“镜像”（specularization）。柏拉图称“空间或容器”（与道家“玄牝”意思接近，“玄者，形而上之牝也”）。符号的冲动和释放将假道于语言的物质层面，如声调、音响、节奏等等。总之，在克里斯蒂娃眼里，“谷神”是一种意指方式，是语言符号作为不在场物体的沉默，是现实和象征之间的区别。克里斯蒂娃和德里达常常用于指位置和空间的基础。我们可以推测，克里斯蒂娃的意指是既是一个有待填充的空间，又是符号解释者的解释意图。在沉默与空无之间，解释者或译者发挥创造性的余地就大了。不难看出，克里斯蒂娃将符号及其使用含有女性主义的涵义。“守其雌，可以为天下溪”（《道德经》第十八章），符号和意指具有包孕性，这就是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意义的指涉。
“意向性”是表示意识活动与意识对象之间必然的、结构性关系的概念。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中世纪哲学典籍之中，哲学家布伦坦诺使用这一概念来说明心理学研究对象和物理学研究对象的区别：意识会“指向”某物的活动而保持自身的完整性与自主性。胡塞尔通过对意向活动的分析来确定意识对象，即通过意识的显现过程来说明现象。因此，意向性的理论主要是对
意向活动的分析。意义是不同文化、不同年龄层次、不同教育水平的各种人类心理活动共同指向的对象。这种指向对于目的语的读者来说包含语用层面上的意义。我们在这里可以用心理学家常用的一个实验说明这一道理。中学生看到黑板上的粉笔点都会理解为这是一个没有体积大小的几何点，但小学生只知道它是粉笔点，更小一些的儿童会说这是糖果、星星，等等。这是因为不同的人对粉笔点进行了不同种类的意向活动：儿童的意向活动是想象，小学生的意向活动是知觉，而中学生的意向活动更是基本的意向活动——意义活动，因为他们把握到粉笔点的意义——几何点。
怎样准确界定原文作者的意向性？怎样在译者的选择与原作者之间建立一种关联？
在翻译过程中，正是意向性的不可捉摸之处与互文性中隐喻的使用，使具有多层意义的诗歌话语变得扑朔迷离。毫无疑问，作为诗歌翻译的译者应极大限度地传递其诗学多义性，但哪一种意向是作者本来的意向？哪一种意向是文本本身的意向？需要译者根据上下文的语境及功能来决定。让我们来通过具体实例来讨论：
discourse
Counsel to Girls
Gather ye rosebud while you may
Old Time is still a-flying;
And this same flower that smiles today,
Tomorrow will be dying.
——Robert Herrick
趁早吧，快采那玫瑰花苞，
时间老人永在飞翔；
同一朵花儿今天还在微笑，
明天就要枯萎死亡。
——何功杰 译
有位译者将这首诗翻译成格律诗，译诗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