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资料链接
选自统编语文七下教师用书
一、作者简介
杨绛(1911—2016)，中国女作家、翻译家。原名季康，江苏无锡人。生于北京。1928年考入东吴大学，1932年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外文系。1935年与钱锺书自费赴英国牛津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留学。1938年回国。1940年在上海“孤岛”任女中校长、家庭教师和小学代课教师。1946年至1949年初，任教于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文系。1949年9月自沪迁京，任清华大学西语系教授。1953年调入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1955年文学研究所改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后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和外国文学研究所(1964年后)研究员。
1933年开始发表作品。初期作品主要为散文。1942年开始话剧创作，相继有《称心如意》《弄真成假》《游戏人间》《风絮》等问世。20世纪50年代起，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的翻译，译作有西班牙的《小癞子》《堂吉诃德》，法国的《吉尔·布拉斯》等。《堂吉诃德》曾获西
班牙政府奖。80年代以后，致力于散文和小说的创作，先后有长篇纪实散文《干校六记》、长篇小说《洗澡》、长篇纪实散文《我们仨》等。《干校六记》曾获全国优秀散文奖。长期的创作形成其独特的风格：“一切在情在理，一切平易自然，而韵味尽在其中矣。”(李健吾语)有《杨绛作品集》(3卷)和《杨绛译文集》出版。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杨绛文集》8卷。
(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
二、杨绛文学语言的特点(林筱芳)
杨绛文学语言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其沉定简洁的语言，看起来平平淡淡，无阴无晴。然而平淡不是贫乏，阴晴隐于其中，经过漂洗的苦心经营的朴素中，有着本的绚烂华丽。干净明晰的语言在杨绛笔下变得有巨大的表现力。有时把词序变换一下，不符合常规，反倒更显别致耐读。如《丙午丁未年纪事》中有一句话：“登台就有高帽子戴。”通常也许会说“登台就得戴高帽子”，因这分明是被迫。但杨绛这句话说得有点喜气洋洋的气氛，令人想起“拜年就有压岁钱”之类。这与当时的环境完全不合拍，只好当成一句反话来读：不仅表现出作者身处其境的哭笑不得的无奈心情，也隐含了她对待那时环境的解构态度。平平八个
字，平静中有抗议，调侃中有悲哀，很有韵味。有时明净到有些冷，但由于渗入诙谐幽默，便平添几分灵动之气。因而使静穆严肃的语言自有生机，安静而不古板，活泼而不浮动，静中有动，动还是静。沉静诙谐中有沉着老到、雍容优雅的气派，锋芒内敛后的不动声，有种静穆超然的中和之美。
(节选自《人在边缘———杨绛创作论》，《文学评论》1995年第5期)
三、《老王》：在叙述风格中的隐性抒情意脉(孙绍振)
《老王》这篇散文不长，一千多字，表面看来一望而知，不难抓住其基本精神。有人认为这篇散文刻画了一个穷苦卑微但又心地善良，老实厚道的老王形象，表达了作者对老王那样的不幸者的关心、同情和尊重，蕴含着“人道主义”的精神。这样的理解大致无错，然而更严密地审视起来，则有诸多不够准确之处。上海市一位很有头脑的教师就对“人道主义”的“同情”提出质疑，认为实际上作者流露出对小人物的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有网友更是认为此文“对老王的人物描写尽管很传神”，“但刻画得太无情了”。在课堂上，也有学生提出，作者既然要表现老王生命行将终结，却完全不顾自己，将最贵重的营养品奉送给作者，为什么却把他写得很可怕，把活人写得像死人一样?且看：
他面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象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
尽管有这样的笔墨，读者对老王的印象仍然是“穷苦卑微但又心地善良，老实厚道”，能读出作者对他有深切的“同情尊重”。照一般的阅读预期，既然是同情尊重，就应该是美化的，怎么可以用这样丑化的语言呢?此类散文，并不是平面的结构，而是具有三个层次性的立体结构。其表层由感性意象的连续性组成。如果仅凭“整体感知”，所察觉到的，可能只是一个平面，基本只能得出杨绛在本文中刻画了一个穷苦卑微但又心地善良、老实厚道的老王形象。这并不是文章的精华所在，文章的动人之处，更在于作者从容、精致、深刻地表现了自己对这个不幸的下层人物精神品质的发现过程。表层意象的感染力是由其深层情感决定的。王国维总结中国古典诗话说“一切景语皆情语”，克罗齐认为：“意象乃是把情感寄托在对象中，感染力的奥秘来自情感，由情感决定。”要全面准确理解此类散文，就要深入分析意象第二个层次的情感脉络。
王国维和克罗齐的说法，还嫌比较笼统，决定文章生动性的还需要一种特殊的、不可重复
的情感。这种情感特点，是贯穿在文章整个过程中的。19世纪德国的实验心理学就发现情感的特点是动态的，汉语里也有动情、感动、激动、触动、动心、情动于衷等说法，“情”总是和“动”联系在一起，相反就是无动于衷。英语的“感动”(move)，其中心词义也是“动”。按这个原理，对作者情感特点的分析，就不能停留在局部的描写上，而要看她对老王情感运动的过程，也就是情感的脉络。这可以简称为“意脉”，这个意脉是潜在的、隐性的。要把这隐性的意脉揭示出来，就要突破意脉中的矛盾和差异。
既然作者对老王“同情”“尊重”，但是，一些突出的描写中，又带着“丑化”的性质，这个矛盾就不能放过。文章的立意也是在矛盾的发展和转化之中确立的。与一般赞美性散文(如《安塞腰鼓》)不同，作者的笔墨并不是从头到尾都是赞美。作者的感情是一个动态发展变化的过程。严格说起来，作者在开头的描写可以说很无情：“老王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候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一只眼。”正面表现此人外貌丑陋，品行上可能有污点，这种笔墨似乎有点“冷漠”，甚至有点“冷酷”。但作者作为高级知识分子，感情的特点在于对这个丑陋的下层人物(失落伍，住着不像样的房子，又没有什么亲人)却没有嫌弃、歧视，相反，对品性上可能的污点(用词也是很委婉“不老实”)加以回护，还给他鱼肝油，改善他的视力。作者得出的结论是：“他也许是从小营养
不良而瞎了一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
这表现了对老王的同情中有宽容，甚至流露出怜悯，这显然是从一种悲天悯人的高度来看芸芸众生的姿态。有些老师发出了对杨绛的居高临下的责难，其根据可能就在这里。这只是意脉的第一个环节。在这个环节中，作者对弱者的同情，甚至对他的“不老实”的回护，都带有某种理性的宽容，从姿态上可以说是俯视的。如果作者对老王，仅仅就是这么同情、宽容地写下去，那情感就没有动态的发展可言了。接着写到老王给楼下人家送冰，愿意为作者带送，车费减半。抱着冰上三楼，放入冰箱。冰比别人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作者感慨，和胡同口其他蹬三轮的相比，老王是“最老实的”。到这里，文章的意脉发生了转折，从“不老实”变成了“最老实”。从同情、宽容转为带着某种敬意了。接着是意脉的第三阶段：
“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我代他请了假，烦老王送他上医院。我自己不敢乘三轮，挤公共汽车到医院门口等待。老王帮我把默存扶下车，却坚决不肯拿钱。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我一定要给钱，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我笑着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
客观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前，作者有优越的地位，而“”一开始，作者的地
位变得卑微了。有两个关键性的句子，当代的青少年很可能难以理解。第一个是“我自己不敢乘三轮”。为什么堂堂的学者“不敢乘三轮”呢?原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杨绛被剃了阴阳头，也就是把头发剃去了一半。有了这样一种外在的标志，坐在三轮车上让劳动人民出汗，随时随地都可能被认为招摇嚣张而被拉下车。第二句是老王问作者：“你还有钱吗?”那时杨绛和钱锺书都被扣发了工资，只给少量生活费。客观形势发生了对转。在老王眼中，杨绛和钱锺书成了弱者、贫困者、不幸者。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敌视鄙视的目光包围(甚至连自己家的厨房也给同单位的人士占去一半，还受到欺压)的作者，得到一个穷苦的不幸者自发的同情。此时杨绛就被感动了，但是，这种感动还带着一点物质上的优越感。老王不收钱，哑着嗓子悄悄问：“你还有钱吗?”作者“笑着说有钱”。这个“笑”字用得非常含蓄，说明作者觉得老王的顾虑是多余的。但是，下面一句“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说明作者虽然感到这种物质上“被同情”是多余的，但是，也从精神上感到此人可敬。从意脉的第三个阶段可以看出，作者对老王在精神上不再是俯视，而是平视了。
杨绛对老王的意脉的第三个阶段，就是读者最容易发生困惑的那一段。为什么对一个要赞美的人物要用那样带着冷酷的，甚至可以说是“丑化”的笔墨?这是因为，在接受老王的馈赠时，她对老王的理解还只限于物质上的，虽然有些感激，仍然有些不解，觉得老王对他们
的经济困境想象得有些过度。因而，想到的只是在经济给予等价的补偿。正是因为这样，他看到的老王的形象还只是生理上的病态。“僵尸”“白骨”“骷髅”等用语，叫人毛骨悚然。不可忽略的是，前面还有个限定———“说得可笑些”，面对接近死亡的征象，居然还有开玩笑的兴致。这说明，她还没有理解老王的精神：把自己最好的食品留给非亲非故的“弱者”。到了明白老王的馈赠，竟是在他临终之前，则是情感的高潮，是意脉的第四环节：
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这里的关键是“侮辱”和“愧怍”。不安是因为意识到拿钱等于“侮辱”，为什么是侮辱呢?别人高贵的精神，自己却以物质的世俗观念去对待。自己作为文化人，在社会地位上很快又恢复成了高贵的人，在精神上却暴露了低俗，这就是“愧怍”的缘由。
把意脉理清楚了，从情感完整的变化过程中看，就不难理解这段所谓“丑化”文字的价值了。这里有对于“愧怍”的注解：只看到外在的病体丑陋，而没有看到精神的高贵。同时也不难回答前述那位老师对杨绛“居高临下”的指责，的确最初作者是“居高临下”的。但在得到老王的
特别关照后，就变成了感激，甚至感动，这里就带着敬意，又从“笑着说有钱”说明，此时对于老王是平视了。看到老王离去的病态感到“害怕”，尤其是后来感到“抱歉”，觉得自己对穷苦人的同情还是可以聊以自慰的。但是，到了意识到自己仅以“钱”来表现自己的清高，和老王无条件的奉献相比，在精神上相形见绌，猝然间感到自己的“愧怍”，感到自己的精神素养远远在这个命运不幸、外貌丑陋的人之下。在回忆中对于老王的态度，就不仅不是俯视、平视，而是在不知不觉中仰视起来。
对深层意脉分析到此，可以说大致理解了这篇文章的精神。然而，停留在这里是不够的。文学意脉还不是最深的层次，最深邃的层次是文学形式风格。
不可忽略的是，首先，意脉的最高潮是“愧怍”，可是作者却戛然而止，为什么不让情感抒发一下呢?这篇文章和鲁迅在《一件小事》中突然觉得洋车夫形象高大起来、自己变得渺小，在立意上有相近之处。但是，杨绛的意脉不但曲折得多，而且杨绛没有直接像鲁迅那样把主题句(“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表述出来，而是把感情的脉络深深地隐藏在外部的意象发展过程之中。
这是一篇抒情散文，但是，杨绛却几乎没有直接抒写感情。她的同情、宽容、感激、敬意，
都潜藏在字里行间。全文都是外部过程、动作、对话的描述，严格说来，直接抒情只在最后一句中的“侮辱”和“愧怍”。然而恰恰在这最能表现其感情的特点，也可以说是情感脉络高潮的地方，文章戛然而止。这就是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古文十弊》中所说的：“文章变化，侔于鬼神，斗然而来，戛然而止。”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只给出情感变化的结果，并不像鲁迅那样，把原因和结果的逻辑交代得很完整。大幅度的逻辑空白，没有导致读者的误解，原因在于这个结果在意脉的发展中有倒转(从俯视到仰视)之势，有足够的冲击力刺激读者去想象原因，对于细心的读者来说，则是对意脉的回顾和体悟，这就叫作回味。模板王字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