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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学西渐”与翻译活动的转向
  : During China’s two-thousand-year history of translation, translating from Chinese into foreign languages has long been ignored.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al globalization, the strategy of exporting Chinese culture to the world accords with the trends of the age and shoulders heavy historical mission. Chinese scholars should attach greater importance to translating from Chinese into foreign languages and seek equal dialogues with the Western world.
  Keywords: translating from Chinese into foreignlanguages; cultural exchange; exporting Chinese culture to the world; translation
  我国的翻译活动可谓源远流长。从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到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以及“五四 ”运动的西学翻译，曾谱写下无数辉煌的篇章。但是,在这辉煌的背后也留下了很大的遗憾:整个中国翻译史几乎是呈现了“一边倒”的态势，基本上是外译中的历史,极少有中译外的情况。
  纵观中国翻译史，中译外始终处于次要的位置，较之规模远为庞大的“外译中”，“中译外”只是中国两千多年翻译活动中的“沧海一粟 ”,不入主流。清王朝长期闭关自守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用炮打开后，中国社会转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文明也随之黯淡了。数据表明:整个20世纪的 100年，中国翻译了西方大约十万余册著作，而西方翻译的20世纪中国思想著作（不包含古籍） 仅几百册。中国翻译史似乎是专为外译中而写的，中译外只是个可怜的小配角。近代以来，西方各种文化思潮被大量“引进”中国,中外文化交流更是出现了严重的“逆差”现象。
scholars
  一、东学西渐
  欲谈“东风西渐”必首先搞清楚“西学东渐”，“西学东渐”是指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一般是指在明末清初以及清末民初两个时期欧美学术思想的传入。从1840年以来，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西方文化思潮随即涌入中国，至“五四”运动自觉接受“西学东渐”，西方文化及其价值观被全面引入，大开学习西方文化之风气。“西学东渐”使西方文化大量传入中国，对于中国的思想、政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产了重大影响。民国时期，出于对政治的不满导致部分知识分子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并造成巨大社会影响。新中国成立后至今,我国对于西方文化的引进热情并没有衰退,以至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存在严重不平衡,多年来图书进出口贸易大约是 10:1的逆差,“文化赤字”很大。可以说这一波的“西学东渐”潮流，一直持续到当代。
  如今，“全球化”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在全球化背景下, 多元文化的交流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话题。文化的多元性是世界丰富多彩的一个重要体现。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基石和标志;在全球化浪潮下的今天，文化“输出”更是成了一个国家的尊严，一个国家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中国文化如果不通过一种新的交流渠道，打通世界的多层沟通和多元对话，那就有可能不断地被误读、被妖魔化，最后就在国际事务中被不断瓜分和孤立。事实上，汉文化并非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在“西学东渐”出现之前，“东学西渐”才是世界文化传播的主流。我国的
“东学西渐”有一千多年的历史，那是在明末清初以前，曾向西方输出过许多有价值的文化如：造纸术、丝绸、印刷术、冶金技术、文学、哲学、兵法、中医等，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有过十分深远的影响。然而，随着国力的衰弱和西方列强的入侵，有些人便把封建王朝的没落归咎于传统文化，觉得我们博大精深的文化在西方文明面前相形见绌。自 20世纪以来，更形成了一种“全盘西化 ”的风气。现在，整个世界都是西方文化占垄断地位。因此，季羡林老先生忿忿不平地指出，“全盘西化”不行，不能只有经线，没有纬线。文化交流，既要拿来主义，又要送去主义。中国正在逐步成长为“崛起中的大国”，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及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不断加大，方使我们萌发并开始坚定重塑中国文化及其价值观的雄心，“东学西渐”终于又现端倪。如果说，19世纪末 20世纪初以来的百余年间，中国的知识精英通过译介西方文化思想和社会经济科学信息来促进中国的现代化。那么，当我们在新世纪迎接全球化的挑战时，作为国家对外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则应更加注重向世界介绍中国和中国文化。西学仍在东渐，中学也应西传。
  面对依旧来势汹汹的西学，东学若要实现西渐，国人必须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具有较强的文化自觉意识。“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近年来多次提到的一个概念,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文化自觉就是在全球范围
内提倡‘和而不同’的文化观的一种具体体现。”有没有文化自觉,能不能做到文化自觉，对回应全球化至关重要。文化自觉所倡导的不是封闭的自我认识，而是开放的跨文化交流；不是文化中心主义的单边追求，而是多元文化共存中的自觉定位；不仅强调要充分发挥个人的主动精神和尊重个人的自主选择，而且更饱含浓烈的民族情怀，洋溢着人类一体、万物一体的博大情怀。培养文化自觉是民族文化在横向互动和纵向发展中维系自身体系和特征的保障，也是文化进行不断丰富和创新，从而推动文化不断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每一种文化代表自成一体的独特的和不可替代的价值观念，因为每一个民族的传统和表达形式是证明其在世界上的存在的最有效手段。”在多元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应该适时地保护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利用跨文化交际的机会,在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以达到中西方文化之间相互了解和交流的目的，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提倡的：“各美其美,美人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二、翻译活动的转向
  文化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勒费维尔将翻译置于一个广阔的文化背景中思考研究，认识到翻译不仅仅是在一个纯语言认识的狭小范畴内的理解行为，而是一个与社会、文化和民族生存息
息相关的问题。翻译不应局限于语言自主实体本身，而应将其看成一种文化发展的策略、途径和手段来研究的思辨，因而它不仅属于接收国文化文学变革发展和生存的范畴和需要，而且与输出国的国际历史地位、文化的建构和发展、文化生存和自尊息息相关。从这一点上看，勒费维尔文化转向的翻译理论已经触及到后殖民主义关于文化平等对话的脉搏。这种认识观无疑为翻译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翻译是文化交流的“使者”：通过“引进 ”，可以了解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增长见闻；同时,本国文化也可以通过“输出 ”，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鉴于此，我们应当把握好翻译活动的方向，让翻译肩负起正确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