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福》文化背景解读
《祝福》是中学语文教材中的经典篇目，也是鲁迅小说的代表作之一。这篇小说以其反映的主题重大，历来被中学语文教学给予高度重视。我们发现，这篇小说重要是重要，但是对于今天众多的90后学生而言，理解起来有些费解，这些费解不是因为文字上的障碍而是源于对文中涉及的背景缺乏了解。阅读当中，学生会有好多的疑惑，比如，文中的题目“祝福”是什么意思？是否指今天人们常用的表示美好祝愿的意思？文中提到的“旧历的年底”是指什么时候，是否是指今天的除夕？为什么鲁镇的家家户户在拜神的时候只限于男人？鲁四爷为何不让第二次到他家当雇工的祥林嫂摆放祭品？文中写的“捐门槛”是指什么？为什么要到“土地庙”里去捐？文中写到四叔“虽然读过‘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而忌讳仍然多？”是什么意思？读过“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怎么样，不读过又怎么样？文中祥林嫂最后一次碰到“我”时问到的三个问题：魂灵、地狱、死去的家人能否见面之间有何关系？为何我对这三个问题含含糊糊，闪烁其词？等等，所有这些问题文中大多没有给出注释，即使给出的也仅仅是简单解释而已，对于了解其真正其内涵还远远不够。我们认为，以上提到的所有这一切，归纳起来可以称为《祝福》的文化背景。由于学生不了解这一背景，那么对于《祝福》主题的解读只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祝福》的文化背景主要涉及到宗教和民俗及鲁镇的社会结构三大方面。宗教方面有儒教、道教、佛教，有学者甚至认为还有“基督教” [1]（叶隽 黄剑波.《祝福》中的“宗教潜对话”—一个宗教人类学的文本解读［J］思想战线，2007﹒（1）P105）考虑到影响本文主题解读的主要是儒教，因此这里主要解读儒教。民俗方面主要是涉及到“过年”及相关祭祀。鲁镇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基层的一个单元，也是封建社会结构的一个缩影或样板，主要解读鲁镇人物阶层属性。
一、儒教
儒教相对于佛教、基督教等宗教而言并非严格正意义上的宗教，但是它在中国两千的封建社会中担当着“不是宗教的宗教”。儒教又叫孔教、名教、礼教，是由孔子的儒学发展而来的，而儒学则是 “直接继承了殷周奴隶制时期的天命神学和祖宗崇拜的宗教思想发展而来的，这种学说的核心就是强调尊尊、亲亲，维护君父的绝对统治地位，巩固专制宗法的等级制度。”[2]（任继愈.儒教的形成［J］中国社会科学1980 (1)·P62）从儒学发展为儒教大致经历了一千年的历史，期间经历了两次大的改造。“第一次改造在汉代，它是由汉武帝支持，由董仲舒推行的，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措施。汉代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封建
宗法专制国家需要一套在意识形态上和它紧密配合的宗教、哲学体系。孔子被推到了前台，董仲舒、《白虎通》借孔子的口，宣传适合汉代统治者要求的宗教思想。第二次改造在宋代，宋统治者集团利用机会从唐末五代分散割据的混乱局面中捞到了政权。他们鉴于前朝覆亡的教训，把政治、军事、财政、用人的权力全部集中到中央。宋朝对外宁可退让，对内则强化中央集权的封建宗法专制制度;思想文化领域里也要有与它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相配合。……为了适应宋朝统治者的需要，产生了宋明理学，即儒教。”[3]（任继愈.儒教的形成［J］中国社会科学1980 (1)·P62）
文化属性是什么意思
儒教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完备的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以维护君主地位、巩固父权宗法制度为宗旨，以“天人感应”为理论来源，以“十三经”为宗教经典，以祭祀为仪式，以“三纲”为秩序原则。“天人感应”为君主获得合法的统治权提供辩护；以《诗》、《书》、《周礼》《易》、《春秋》为代表的“十三经”是儒教的经典之籍，为儒家及其人才的培养提供理论支持；祭祀为儒教的法定仪式。祭祀对象分为天神、地祗、宗庙。天神称祀，地祗称祭，宗庙称享。祭祀有严格的规定，天神、地祗只能由天子祭祀，诸侯大夫可以祭祀山川，士庶人只能祭祀自己的祖先和灶神，参加祭祀的只能是男人。
“三纲”为儒家社会等级秩序的最高准则，任何人不能逾越。“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从“三纲”中，我们可以看出男性在国家、家族中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体现出的是一种绝对的威权。
儒教维护的是一个父权社会，因此女子或妇女在这样的社会里处于绝对的劣势。“三从”就是为其制定的行为准则。 “三从”即指女子“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女子的命运自从出生之后就掌握在男人的手里。儒教提倡“存天理、灭人欲”，对于妇女来说更为苛刻，要求她们“守节”，就是要坚守贞操，从一而终，女子在丈夫死后再嫁被视为“不干净”。
二、过年
“过年”是儒家社会里众多节日中最为隆重的一个。“年”相传是远古时期一种凶猛的怪兽，隐藏在深山中，每到除夕便窜出来伤害牲畜甚至人。它天黑时出来，破晓时逃走。为了防止“年”的袭击，这一天家人们往往聚在一起，点着灯笼、彻夜不眠，这就是后来的“守岁”。人们还在自家院子里燃起篝火，燃放鞭炮以吓走“年”。久而久之，过除夕就成为了“过年”。
旧时人们从进入腊月就开始为“过年” 作准备了。腊月二十三也叫“小年”，从这一天开始，过年就正式进入倒计时了。每天都有一件具体的事要办：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冻豆腐；二十六去买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等等。“过年”时家家户户要贴对联、放鞭炮、北方要吃饺子，南方要吃汤圆，正月里走亲访友，互相“拜年”。
“过年”还有重要的事情就是祭祀，南方也叫 “祝福”，也就是“祈福”。南北方对于“祝福”的内容没有太大的区别。国内曾有学者对鲁迅故乡的“祝福”进行过专门的调查。[4]（刘春燕、夏娅美.“祝福”习俗及其诠释［J］社会，2007（3）﹒P99-105） 根据他们的调查，浙江绍兴地区“祝福”的时间一般从农历腊月二十到三十，这期间叫“祝福期”，每家每户只要在“祝福”期间挑选一个吉日就可以。
“祝福”的活动内容包括“拜菩萨”和“请羹饭”两大项。 “拜菩萨” 就是“拜神”； “请羹饭”就是“祭祖”。“祝福”首先是要置办好“福礼”。“福礼”可以为“三牲”，也可以为“五牲”或者“七牲”。 “三牲”福礼即猪头一个、鱼一条、鹅一只；“五牲”福礼即鸡、鹅、元宝肉、猪头及鱼；“七牲福礼”则是在“五牲”福礼基础上加上熊掌、羊肉，各家根据自己的家庭经济状况备置“福礼”。
“祝福”的基本程序为“掸尘”→备“福礼”→摆放“福礼”→“拜菩萨”→“请羹饭”→“散福”与“关门”。“祝福”的仪式一般在五更天举行。先“拜菩萨”后“祭祖”。 “祝福”仪式必须在正厅、堂前举行，而且必须大开正门。“祝福”的仪式必须由当家的男人主持，女人和个别忌生肖的男人要回避。拜神之后要燃放鞭炮。祭祖仪式在“祝福”完毕稍后进行，之后就是“散福”和“关门”。“散福”要吃一种年糕，寓意来年步步高，“关门”要放炮竹。至此，“祝福”完毕。
三、鲁镇
《祝福》中的鲁镇是中国封建社会市镇的一个缩影，这里的社会结构、乡规民约、民俗风情和别处一样。比如每到年底，家家户户杀鸡、宰鹅、买猪肉，放鞭炮，祈福祭祖，“年年如此”。
这里也是一个典型的父权社会，以鲁四爷为代表的男性主宰着这里。从文中我们知道，鲁四爷曾是一名讲“理学”的“老监生”。他书房里的《近思录集注》和《四书衬》以及房间的半幅对联“事理通达心平气和”都表明鲁四爷是饱学儒学的老先生。他信奉儒家的“三纲五常”，是家里的一家之主。当祥林嫂第一次被人介绍到他家做雇工并且被告知是死了丈夫时，他的“皱眉”表明他非常认同儒家为妇女制定的“三从四德”。他两次收留祥林嫂做雇工是基于祥林嫂的
勤快与能吃苦，而一旦祥林嫂失去劳动力便被扫地出门。当祥林嫂在万家灯火通明的除夕之夜孤寂死去的消息传到他的耳朵里时，我们听到的不是同情可怜的话语而是一句冰冷的“谬种”。
四婶、柳妈、卫老婆子是鲁镇的女性代表，他们虽然没有祥林嫂那样悲苦的命运，但却是一批身受压制却浑然不知的人。四婶虽然为“祝福”忙前忙后、起早贪黑，“臂膊也浸的通红”却并没有“跪拜”的资格。她那一句“祥林嫂，你放着罢！”的话语虽然深深的刺痛了祥林嫂脆弱的心灵，但又何尝不折射出自身的悲哀呢？卫老婆子两次介绍祥林嫂到鲁四爷家做工，也算是祥林嫂的半个恩人，但从她与四婶那兴高采烈、声情并茂、描眉画眼的描述祥林嫂被卖给贺老六的遭遇时，我们仿佛看到了《故乡》中的豆腐西施杨二嫂：势利、尖刻、低三下四，这难道不也是一种悲哀吗？柳妈比祥林嫂的处境好不了多少，但她不但没有安慰祥林嫂，而且调侃、揶揄祥林嫂；她为祥林嫂描摹的阴间恐怖的场景，直接加剧了祥林嫂精神的压力，而她为祥林嫂指出的“捐门槛”的主意不但没帮了忙还几乎导致了祥林嫂精神的崩溃。
祥林嫂是本篇的主人公，是失去丈夫的女人的代表。她的一生是不幸的一生、悲剧的一生。她抗争过、憧憬过、绝望过，然后再抗争、再憧憬、再绝望。她的一生就是在绝望中抗争，
在抗争中憧憬，在憧憬中又陷入绝望，后又重新抗争、又重新憧憬又陷入绝望，最终孤苦的死去。
她无名无姓，嫁给了比她小十岁的丈夫祥林。她摸样周正、勤快又有力气，想必过日子是一把“好手”。然而，丈夫的突然死去加之没有留下一个孩子使她陷入了她绝望。她的婆婆非常严厉，她不忍家庭的压力，她抗争，从家里“逃”了出来，被卫老婆子介绍到鲁四爷家做雇工。虽然活多也很辛苦，但是她也毫无怨言，她憧憬着能在这里过个平安的日子。然而，婆婆一家的强行“”粉碎了她的梦想。她被卖到了深山里一个叫贺老刘的人。她又陷入了绝望，她挣扎、反抗最终妥协，为贺老刘生下一个胖儿子。他们有房子、有儿子，祥林嫂憧憬着过个安稳的日子。然而先是丈夫得伤寒而死，继而儿子又被狼叼走，房子也被孩子的大伯收回，祥林嫂被赶出了家门，又陷入了无尽的绝望，无奈她只好又让外老婆子带到鲁四爷家做雇工。她希望能和以前一样重新摆放祭品，然而四婶的一句“你放着罢”让她感受到了现实的严酷。她接受了柳妈的建议，拼命攒钱“捐门槛”，希望能过一个平安的日子，然而，所有的这一切换来的仍然是不寒而栗的“你放着罢”。她的头发白了，目光呆滞了，反应迟钝了，腿脚不灵动了，她被鲁四爷家赶出了家门，流浪街头。
“我”是《祝福》的叙述人，文章以我“回故乡过年”的见闻感受完成了文章的结构。
以第一人称“我”为叙事者，让我们想起鲁迅的另外一篇小说《故乡》。在《故乡》中“我”以一个温酒的小童的眼光目睹了“孔乙己”悲苦的一生。 “我”是站在一个客观中立的角度来叙述孔乙己的，孔乙己的死与“我”也没有任何的关系。而在《祝福》中，同样的“我”却似乎与“祥林嫂”之间有了某种“暧昧”， [5]（彭小燕.叙述的暖昧与生存的密码——重读《祝福》［J］天津师范人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 P39）“祥林嫂”的死也似乎与我有了直接的关系。那么。“我”是谁？“我”为何因祥林嫂的死而自责？
从文中可以看出，“我”是一个漂泊他乡的读书人。鲁镇虽然是“我”的故乡，但是早已没有了家，只能“暂寓”在四叔家。此次回乡就是想要到 “家”的感觉。但是“我”与四叔之间没有共同的语言，除了几句简单的寒暄只剩下无边的寂寞与无聊，以至于不止一次的发出“我明天决计要走了”。祥林嫂在鲁镇也是一个孤独无依的人。祥林嫂需要一个“识字的、见识多的、出门人”来最后证实一下对自己生死攸关的“魂灵”有无的问题，以此为自己的“灵魂”到一个安稳的归宿。两个漂泊的人在鲁镇的河边相遇了，“我”成为了祥林嫂眼中最后的“救命稻草”。
“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那么，也就有了地狱了？”
“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三个问题一个接一个，咄咄逼人。“也许有吧”“然而也
未必” “我说不清”。一边是祥林嫂急切的追问，一边却显示出 “我”的含含糊糊、闪烁其词。祥林嫂本想从“我”这里捞到一根“救命稻草”，谁知“我”的含糊其辞却成了压死祥林嫂的“最后一根稻草”。这里似乎可以看出“我”的羸弱与无能。有学者曾经评论这种“羸弱”，“不仅羸弱地在鲁镇的各式人物面前‘欺人’(掩饰自己对祥林嫂的关心，对鲁镇风物、人物的不满)，‘我’也更加颓废消极地在其隐秘的内心深处“自欺，’(力图让自己也能够真诚地相信祥林嫂这个讨饭女人的事跟自己真的没什么关系；力图让自己也认可城里的鱼翅之类的享受是足以缓解他自身的“无聊虚无”之境的)。” [6]（彭小燕.叙述的暖昧与生存的密码——重读《祝福》［J］天津师范人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 P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