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7  “变身戎狄”的周人
    《史记·周本纪》记载,周的祖先名叫“弃”,他是帝喾的后裔。“弃”生下来就被抛弃,但“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得以不死,这与殷商祖先“契”的故事属于同一版本的不同演绎,“弃”与“契”不过是同音异写。
同一个故事演绎之后出现一些差异很自然,因为记录在不同时代,口口相传之后难免走样,就像《魏书》记载的鲜卑拓跋的祖先故事和《蒙古秘史》记载的成吉思汗的祖先故事类同但又有些差异一样,因为故事由不同的人讲述,不同的人记录,怎么可能不走样呢?只要大体近似就应当肯定他们有共同的来源。
司马迁说“弃”长大后成为帝舜的大臣:
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
弃可能是帝舜时代专门管理农耕人口的人,故有“稷官”之称,但周人不是农耕民族,他们是地地道道的阿尔泰游牧民族。
《周本纪》曰:
“不窟未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窟以失其官而犇戎狄之间”。
《匈奴列传》:“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身西戎,邑于豳。”
“不窟”(chu)是族名,我们可以在《金史·官氏志》中到对应姓氏“蒲察”,为女直著姓,“金史·列传”中有许多以此为名者。“公刘”也是著名族名,“公”古代有“乌”读音,“乌刘”就是“斛律”。(前面已提到斛律·金)
“犇戎狄之间”的说法是后人的误解,周人本来就是西戎,不存在变的问题。民族身份不可能想变就变,“公刘·不窟”不可能抛弃阿尔泰语改说汉语,或者抛弃汉语改说阿尔泰语,生存方式也不可能说变就变。
“变身西戎”的说法也可能是儒家的刻意掩饰,儒家不愿把周人归入戎狄之中,因为“周礼”是儒家理论的核心内容,岂可与戎狄沾边?
《匈奴列传》:“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身西戎,邑于豳,其后三百有余年,戎狄攻太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从亶父而邑焉,作周,其后三百有余岁,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后十有余年,武王伐纣。……其后二百有余年,国道衰,犬戎共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
这是西周兴衰八百余年历史的简述,以后就是东周时代了。
周人在“豳”游牧了三百余年,到“太王亶父”时周人遭到匈奴的攻击,被迫迁徙到“岐下”。
一个称呼要特别注意就是“太王亶父”,“亶父”即“单于”,“太王”才是他的正名,此外还有“古公亶父”即“古公单于”,其时,周人又遭到“薰育”(匈奴)攻击,被迫再次迁徙到“周原”地方,在那里游牧了一百余年,之后中国历史进入周文王、周武王时代。
特别要指出:把“单于”改写成“亶父”不会是司马迁的笔误,而是刻意为之,那是儒家的“良苦用心”,他们不忍看到儒家理论中的“圣人”周文王、周武王乃戎狄出身的事实。
这样刻意为之的地方在《史记》中可以说是比比皆是,这也是汉民族的无奈——无法改变历史,那么就改变历史人物的民族背景吧!这种特殊的民族心理在司马迁之时形成了,在司马迁之后也不断表现出来。例如乾隆皇帝是海宁汉人陈阁老所生的故事,慈禧太后是山西汉汉人所生的故事等等,都是这种心理作用下的产物。这种心理也反映在“超脱”的宗教界,当外来之佛终成强势宗教,本土道教弱势地位难改时,《老子化胡经》就出现了,“胡”人之佛,
被说成老子化身,“佛”也会遭遇调包计!
周兴于伐“犬戎”,“西伯”大败犬戎而后周兴,周亦败于犬戎,犬戎攻杀周幽王而后周衰。犬戎即是以狼为图腾的突厥先民,他们是周的宿敌,这显示出周是女直属性。
“西伯”就是周文王,“文”显然是后人追加的谥号。“西伯”即“鲜卑”,部族名作人名,阿尔泰游牧民族的特征。
3秒后变身成野兽
西伯与商汤的经历非常相似,商汤被夏桀囚于“夏台”大狱之中,差点被杀,夏桀一念之差竟放了商汤,夏桀死时后悔莫及。西伯也被商纣王囚于“羑里”大狱中,死期快到,纣王同样一念之差放虎归山,酿成亡国之祸。请读者注意这个地名“羑里”(you),其实是“耶律”的异写,这是一个著名的族名,两千年后他们将建立“辽”。
西伯家族显然知道商纣王有何种性格,他们在关键时候搜罗了许多美女和文马(有花纹的马)献上,纣王大喜,曰:“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不但马上释放了西伯,还允许西伯借用天子名号征伐周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