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论中国没有诺贝尔的真正原因>>
作者：唐王    (转自唐王的博客：blog.sina/u/1257406090)
一论：中国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土壤
中国又一次无缘２００６年诺贝尔奖了，于是有很多愤青要求抵制该奖，认为是对国人有歧视．可笔者认为不然，诺贝尔奖是没有歧视的，而且无国界的．那问题出在哪呢？
早在１９７８年夏，兰州大学生物系的一位研究生就向来访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询问过同样的问题＂中国为什么没有诺贝尔奖？＂当时这名学者回答＂因为中国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土壤．＂
这句话也许会让愤青更加愤怒，但任何事情的产生都有其因果，就象植物的生长需要阳光雨露．根主要需要土壤提供养分，成长肌体．但是，中国的教育和科研环境不能产生诺贝尔奖获得者．教育和科研的功利性，产生的只会是商人和唯利是图者．放眼望去，教育本是教书育人，可现在把教育当成了赚钱的机器．急功近利的科研，把科研重点转移到了能很快获得回报的短平快项目，而基础项目无人问进津．科研经费也无人投入，连简单的科研都很困难，获诺贝尔奖简直是痴人说梦．
再说到那位学生的经历，１９８０年代到美国的生物实验室做访问学者，取得了一些成绩，可以获得绿卡，也做过获诺贝尔的梦，１９８５年怀着报国之志回国，但是回国后接到通知：要他自己挣钱，养活带
的研究生和工作人员，然后叫他项目赚钱．他底下的学生纷纷做赚钱的心脏病药＼米业＼兰草＼化妆品等，做为博士生导师，面对教育的悲哀他一愁莫展，一晃就到了２００６年，他也到了花甲之年，回想诺贝尔奖的梦想，他还是明白了土壤的道理．
二论：诺贝尔奖的核心是发现和创造
不是劳动奖状，不是鼓足干劲就能够获得的，它的标准是发现和创造人类前所未有的事物和思想，绝对不是剽窃抄写和重复.
可是看到现在的中国，学术腐败猖獗，博士学位答辩也只是网上下些文章，拼拼凑凑写出的论文.没有用心去研究，那来的学术成果.
在国家最高的中国科学院，评定一个院士至少需要200万元的评定费，而不是他的真才实学.笔者知道，当有一届院士评定时，许多企业家也爱上了院士，要花钱买个院士当当.科学的殿堂都成了这样，我们还能指望与诺贝尔有缘吗?
当博士生导师，教授学术，当教育沦为金钱的奴隶时，我们还是不要奢求什么诺贝尔奖了，因为诺贝尔奖是不被金钱贿赂的.
三论：大学是大师构成的，不是大楼构成的
早年在云南参加西南联大启示录的报道，在这个极其简陋的战时大学面前，我震惊了，这么个破破烂烂的校舍里，产生了60
多个院士，包括杨振宁和李远哲两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士.
我在想,1938年国破山河，正是民族危亡时期.那样一来自燕京，北大和清华的教育者们，以及流亡的学生究竟是凭借着什么样的冲天之志为着中华民族的存亡而发愤读书的?
当时的校长梅贻奇的夫人在昆明街头卖饼；周思源每天骑马半小时上课；费孝通则住土屋；闻一多也是贫困交加.西南联大的教室是铁皮顶的简陋屋子，由梁思成和林微因设计，考虑的是在尽量少的经费里完成工程.西南联大的学生们大多没有被子盖，是在报国的激情中的度过了四个春秋.
大学应该是有魂的，国家也是有国魂的!可是大学的魂不是大楼构成的.记得现今的北大提出的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就是每年向国家讨要200亿元人民币!笔者扼然，北大的魂不是修多少大楼，而是有多少大师.北大需要的是教育家而不是商人和政客.历史上的京师大学堂是有灵魂人物的，现在为什么灵魂人物重现就那么艰难呢?
前段时间还在腾讯的新闻里看见大学的校门大比拼，某某大学一个校门就花了8000多万人民币.笔者惊诧的不行，一个校门就如此奢华，整个校园还不知道怎么腐败.看来，修大楼的越来越做得到位
了，甚至还听闻另某所高校在新校区大兴土木，修了一座传说中很豪华的汉白玉桥，学生公寓也很豪华，当然住宿费也就很可观，俨然把学生都当成了温室里的花朵般来培养.不知道这样下去还能否培育出国家真正的接班人来，只怕养出一身懒病，早就忘记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了!
另一条消息说：某所高校课程改革，明确提出某些专业必须学习GOLF，谁都知道GOLF是贵族的嗜好，不说在学校里建GOLF场地要花多少银子，为什么一定要培养学生学习GOLF呢?这样下去，可能学生从学校毕业还没到工作，就形成贵族的生活习惯了.试想本科毕业出来，平均工资1000左右，怎么贵族，怎么GOLF?当然，那位大学校长要推行教育改革一定有他的想法，但是联想到很多现实问题，却不免觉得荒谬!
呵呵!中国的诺贝尔之路，确实显得异常艰难了!
四论：没有标准就是有标准
一名著名的生物学家给我讲了个故事,1953年，英国一个物理学研究所卡文迪许物理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克里克和剑桥大学工作的詹姆斯·沃森竟然建立了DNA的双螺旋结构模型，被称为DNA之父.
这在中国肯定是不务正业，堂堂正正的物理学研究所不去搞物理研究却去搞生物模型，肯定是不会有政府支持的，可是英国政府却十分支持这一行为，并将这家物理实验室改做了剑桥大学的分子生物实验室，也就是在这家实验室产生了12个诺贝尔生物学奖\医学奖获得者.
桑格获1958年化学奖，他还发明了DNA测序方法获1980年化学
奖；
华生和克里克的DNA结构模型1962年获医学奖；
佩鲁兹和肯德鲁解出蛋白质结构获1962年化学奖；
克获1982年化学奖；米尔斯坦和克勒获1984年医学奖；
沃克获1997年化学奖；
布勒纳、萨尔斯顿和霍维茨获2002年医学奖等奖项.
实验室对这些技术没有申请专利，它们成为对全人类的贡献.在这个实验室，其人才队伍采取精英评价制，根据对科学才能的洞察力、对科学研究的深刻理解选拔人才，支持研究。它不在意发表论文数目也不在乎在什么杂志发表，而看重扎扎实实、有长期深远或重大意义的研究，忌好大喜功、大规模攻关。正是其优越的科研环境和专家管理体制，才使有才华的科学家对科学生涯有信赖和追求，不必用论文衡量，而去努力追求最重要的发现。
其科学家不分年资互相激励支持，不贪他人之功，形成良性循环。布拉格用自己的诺贝尔奖声望支持佩鲁兹和肯德鲁，后两者又支持克里克和华生做与导师课题无关的研究。1953年克里克和华生研究出DNA结构后，两位导师无丝毫妒忌，继续自己的研究，1959年才有较好结果，4位昔日师生1962年在斯德哥尔摩同台获奖。佩鲁兹支持布勒纳甘冒许多人笑话而研究线虫；布勒纳支持萨尔斯顿和霍维茨做胚胎分析；桑格支持米尔斯坦进行和自己不同的抗体研究。这样的良好风气才推动不断产生卓越成就。
实验室重视科学家的工作而不在乎他们的性格和研究风格，既有华生、克里克、布勒纳等才华溢于言表者，也有佩鲁兹、桑格等性格随和低调者，他们都其乐无比地勤奋研究，风格迥异而互补，敬重对方科学内涵而不在乎外表性格。
实验室位于英国上流教育中心，但它兼容并蓄，广纳各地人才，重用真才实学者。既有赫胥黎这样科学世家后代，也有佩鲁兹、克和布勒纳那样的流亡穷犹太人，还有华生那样的急性美国人以及米尔斯坦那样的避难者。
其科研体制和模式不同于美国目前占主导地位的较重视论文的模式。目前德国最重要的研究机构马普学会也不同于美国模式，马普用较大量经费支持200多个实验室，鼓励长期基础科研。这些成功的科研体制和模式，都值得我们借鉴。
没有标准就是有标准，对科学的探求是永无止境的.也是不能靠行政的强制命令来完成的，同时也需要知
识分子的良心和职业感来完成的.关键是要有好的机制才能将人才的潜能发挥出来.
五论：价值观的不同造成获奖难
科学共同体和诺贝尔奖尊重科学研究中的首创精神.比如，丁肇中的获奖研究涉及到几百位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但得奖者仅他一人，因为研究的思路是他提出的，结果是在他的
指导下取得的。前面提到，牛胰岛素的人工合成之所以没有获得推荐，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科学家受到平均主义观念的影响，不能心平气和地选出对此研究贡献最大的三个人。
另外，诺贝尔奖不是由科学家自己申请，也不依靠政府推荐，而必须由同行科学家推荐。最后，诺贝尔奖奖励的是基础研究的发现，在很多情况下属於由个别科学家提出的小科学研究。而中国热衷於在全国范围调动科学技术人员，用组织工程甚至是搞运动的方式来研究科学。比如，「两弹一星」就动员了全国最优秀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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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湖水
明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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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空间 发短消息 加为好友  2#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6-10-21 01:29  只看该作者
六论：政治对科研的干扰
中国科学与诺贝尔奖无缘还有更深层的历史和社会原因。首先，政治对科学的侵蚀是不争的事实。1957年的反右运动严重挫伤了中国知识份子的积极性，1966-1976年的给中国的科学研究事业带来更大的冲击。在这十年期间，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而中国却在批斗学术权威，焚烧科研成果，大批科学家与其他知识份子被贬为社会最底层的「臭老九」。在严峻的政治环境下，科学家即使没有受到冲击，也很难有勇气继续从事研究。因此，科学家在中如果没有失去生命的话，至少也失去了与生命同样弥足珍贵的富有创造性的研究生涯。在这方面，神经药物学家邹冈的经历也许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60年代初在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工作的邹冈和他的导师张昌绍发现，最有效的镇痛位点在第三脑室和导水管周围灰质，这一研究结果被认为是镇痛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他们1964年发表在《中国科学》上的英文论文，因为引用率高而於1993年被出版《科学引文索引》的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选为「引用经典」之一）。不久，邹冈又取得了另一项重要发现：荷包牡丹碱很可能是脑内主要的抑制性信号分子GABA的颉抗剂。有关论文原定於1966年在《中国生理学报》发表，但使之流产。事
实上，邹冈被迫放弃了这一很有希望的研究项目。1970年，当邹冈从英国的《自然》（Nature）杂志上读到澳大利亚一个研究小组的论文，不仅证明了自己的发现是正确的，而且更进了一步，他颇为失落和伤感。澳大利亚科学家指出，邹冈论文没有得到及时发表不仅对邹和中国是一个悲剧，也推迟了整个神经药理学研究的进展19.的一个严重后遗症，是高等教育的中断耽误了整整一
代年轻科学家的培养，使得中国的科学事业不但不能继往开来，而且有后继乏人之虞。
中国政治体制的影响还体现在其左右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具体表现在从意识形态而不是学术观点上对学科进行褒贬。另外，党和政府为科学家确定科研重点，科学家主要是追随政治领袖的意志，从事能够显示政治领袖英明的研究项目，而由个别科学家主导的研究项目数极其有限。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对科学的影响虽然不像以前那么明显，但自上而下的方法依然在组织科学研究活动时佔据重要位置。
政治甚至使科学家的人格异化。例如，火箭科学家钱学森在1958年曾异想天开地说，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可以在已有「水分」的两千多斤的基础上再增加二十多倍，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运动提供荒谬绝伦的依据20.数学家华罗庚在反右运动中逃过一劫后，便放弃了数论研究，把精力投入到优选法和统筹法的普及和应用中，以逃避政治运动.
七论：科研投入不足漠不关心
以人数计，中国大陆科学家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中国科学家为甚么与诺贝尔奖无缘？马上能想到的原因是他们所取得的傑出成就寥寥无几。上面提到的在人民共和国期间取得的两项科学成就中，只有牛胰岛素的人工合成是在中国本土完成。中国真正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科研成果仍然凤毛麟角。比如，中国自然科学奖已连续四届一等奖空缺.这说明研究缺少原始创新，没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发现。国内评选尚如此，到国际上竞争更谈何容易。
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上发表论文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根据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出版的《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数据库的统计，中国在2000年被该数据库收入的论文数仅相当於日本和英国的四分之一，美国的八分之一，而且被引用的次数低得多，中国科学家所发表论文的杂志的「影响因子」也较低.
低水平的研究至少与国家和企业在科学研究方面的低投入有关。中国的研究开发经费佔国民生产总值（GDP ）的比例，在二十世纪最后十年一直在0.5-0.7%之间徘徊，尤其是基础研究的投入只佔研究开发经费的5%左右，为世界最低水平之一。1995年，国家开始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出到二十世纪末把研究开发经费佔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提高到1.5%.但是由於缺乏切实措施，这一目标成了空头支票17.低水平的研究投入，实际上限制了中国在不久的将来获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1978年，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机密机械研究所王育竹曾经在激光冷却捕卸原子的研究初期领先国外同行五到十年，但由於缺少两台总计价值120万
元的激光器，只能靠其他科研课题的经费节余，逐渐添置了一些实验仪器和设备，原本可以一次完成的实验被分成几次几十次做，直到1993年，才最终完成实验，但他发表论文的时间比国外同行晚了十几个月，眼睁睁地看着朱棣文等三位物理学家获得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八论：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
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因素是束缚中国科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儒家文化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价值观把科学家引向短期和伸手可及的项目，而主张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则不太赞同科学家标新立异。更重要的是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取得获奖成就的年龄段为26-45岁，而处於这个年龄段的中国科学家施展才华的机会太少，这主要由两方面的原因所造成。
其一，决定中国科学家在科学共同体中地位的是其年龄。中国科学趋於年轻化并不能保证青年科学家能够畅所欲言。事实上，青年科学家在科学决策过程中人微言轻，即使是拥有中国科学最高学术头衔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竺，因其年轻，在有资深科学家在场时发表意见也不得不小心谨慎，更不用说那些前程掌握在别人手中的其他青年科学家了.李远哲获得诺贝尔奖后与他的老师吴大猷的一段对话颇为意味深长。吴说：「李远哲如果是在台湾，我可以断言，他是不可能获诺贝尔奖的。」李远哲本人则承认：「我在美国三十年，学到很多东西，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人与人平等相待。」中国教育的近亲繁殖使得学生依附於老师，而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挑战老师有如犯上，有悖於中国的传统和社会的价值观.中国知识份子不向权威挑战的所谓忠诚和团结，成了科学进步的历史包袱。
其二，青年科学家本身科学知识积累不够，又没有时间从事科学研究。诺贝尔奖得主的代际传递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知识积累的结果.中国老一代科学家中有不少人在国外求学、研究时曾师从诺贝尔奖得主。如果没有受到一连串的政治运动的干扰，他们有可能在中国培养出傑出人才。只是在过去二十年中，中国科学家才有机会集中精力投入科学研究。但是，优秀科学家、尤其是优秀中青年科学家人数之少，使他们很容易被推上科学管理岗位。而受「学而优则仕」的影响以及稀缺资源与职位挂，一些青年科学家也愿意离开研究第一线，结果，他们用於科研、指导学生或阅读科学文献的时间可能仅佔10-20%27，青年科学家在富有创造性的年代脱离科研，意味着他们的科研生涯提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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