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心得——论《瓦尔登湖》中的“生活的经济学”
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的传记作家沃尔特·哈丁(Walter Harding)指出，人们可以从不同层面来解读《瓦尔登湖》(Walden,1854)。它可以是一本关于自然的书,类似吉尔伯特·怀特(Gilbert White)的《塞耳彭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它可以是一本关于简单生活的书,类似《鲁滨逊漂流记》；它也可以是一本类似《格列佛游记》的书，一本对人类寻欢的众多缺陷进行辛辣讽刺的书；它还可以是一本类似《天路历程》的书，一本关于追求更高生活的书。的确，《瓦尔登湖》为人们提供众多解读视角，但是任何一个视角都不能完全涵盖它的深意，正如评论家理查德J.施奈德(Richard J. Schneider)所说，人们对《瓦尔登湖》所含意义的解读远未触及瓦尔登湖的“坚实湖底”。本文通过对《瓦尔登湖》的第一章“经济篇”进行文本细读，讨论梭罗的“生活的经济学”。他的“生活的经济学”是指获取生活必需品，过简约生活，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深入生活(live deeply and deliberately)，获得“个体生活与个体经验的圆满”。他由自己在林中的自给自足的生活经验出发，主要从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如食物、衣着和住所三个方面来论述他的“生活的经济学”的可行性，强调人的内在品质的重要性。他注重人们在精神层面对更高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但是却忽略了人们追求的物质生活所具有的阶级性。
一、生活的经济学
less is more是谁提出的《瓦尔登湖》第一章的英文题目是“Economy”，常被译为“经济篇”。一提到“经济”，当时的人们常会想起鲁滨逊的“账簿式”语言，也会想起亚当·斯密、李嘉图的资本主义古典经济学理论。梭罗在“经济篇”中间接地提到了鲁滨逊，直接地提到了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不过，他提及这两个古典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却是为了嘲讽一个研究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儿子，因为他，他的父亲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债务中。梭罗讽刺学校只教授学生无用的政治经济学，却不曾认真教授他们“生活的经济学”(the economy of living)，这是哲学的同义语。在梭罗看来，“这一门科学，曾经受到各种各样的轻视，但它是不可以等闲视之的。”
梭罗指出，“Economy”一词源于古希腊语“家政术”(Oikonomia)，意思是“治家，即管理家庭或房子”(management of a household or of household affairs)。 “‘Oikonomia’中的‘oikos’表示房子或家庭，‘nomos’表示管理。它最初的基本含义指治家理财的方法，含有节约与管理等意思，后来被逐渐扩大到治理城邦与国家的意义范围，衍生出‘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一词。”梭罗将《瓦尔登湖》的开篇定为“Economy”，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定义——例如社创造财富的方式，而是指“economy”的词根意义。他希望人们重视的“生活的经济学”
就与该词的词根相关。他试图说明他的“生活的经济学”与国家财富的创造无关，与个人财富的积累无关，与市场经济无关，但却与个体对不同生活形式的体验有关。
梭罗的林中生活让人立刻想到鲁滨逊在孤岛上的生活。黄梅指出，鲁滨逊与富兰克林有着一脉相通的簿记语言，“这套语言承载着一种顽强的理性主义思路，是鲁滨逊们求生存图发展的有力武器。”梭罗在“经济篇”中叙述他的林中试验时，戏仿鲁滨逊的“账簿式”语言，但是他的这种看似理性的言说方式却是为了说服人们摆脱精神上或物质上的“静静的绝望生活”(lives of quiet desperation)。
评论家伊恩·瓦特(Ian Watt)将鲁滨逊看作“经济个人主义者”(economic individualist)的代表，“经济个人主义者”将个人的成功定义为对财富的创造及占有，而对财富的创造及占有也是美国人在19世纪尤为热衷的一件事。瓦特指出，在“劳动分工”初露端倪的英国，为了凸显“劳动的尊严”，即，“个人付出和个人回报的绝对对等”，小说家笛福倒拨经济时钟，将鲁滨逊放到一个孤岛上。鲁滨逊“充分利用自己的头脑和双手，修建住所、种植粮食、驯养家畜、制造器具、缝纫衣服”。这与梭罗所倡导的自给自足生活方式一致。例如，梭罗在“经济篇”的开篇写道：“当我写后面那些篇页，或者后面那一大堆文字的时候，我是在孤独地生活着，在
森林中，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城，瓦尔登湖的湖岸上，在我亲手建筑的木屋里，距离任何邻居一英里，只靠着我双手劳动，养活我自己。在那里，我住了两年又两个月。目前，我又是文明生活中的过客了。”在这段话中，他一再强调他在林中生活的自给自足，似乎对自己再次成为文明生活中的过客感到无奈。
鲁滨逊和梭罗有着相似的自给自足生活方式，但是他俩的生活目的却截然不同。鲁滨逊的孤岛经历代表了新兴资本主义的财富积累过程，而财富是资本主义兴起时期自我构建的一种符号和标记。然而，梭罗却憎恶人们积累财富，在他看来，过多的财富是一种桎梏，甚至是一种罪恶。例如，梭罗认为家具使人们失去灵活性，无法前行。在他看来，移民们背上背的仅有的全部家产的“那包裹好像他脖子后头长出来的一个大瘤——我真可怜他，并不因为他只有那么一丁点儿，倒是因为他得带着这一切跑路”。梭罗将这些身外之物看作人生的种种“陷阱”。他认为人的过多财物是一种罪恶，应该像野蛮人一样，将旧什物烧掉，这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一种“净化”(purification)。人们正是由于忙于追求财富，像鲁滨逊一样用财富来构建自我，才无暇无心去追求更高层次的生活，过着“静静的绝望生活”。
梭罗在林中的生活试验建立在“个人付出和个人回报的绝对对等”的基础上，显示了“劳动的尊
严”。为了实现“个体生活与个体经验的圆满”，他践行着他的“生活的经济学”。这种“生活的经济学”的核心是简约，再简约(simplify)。对他而言，简约生活可行性的依据是，一直以来，人类生存的基本原则并未改变，人们对衣、食、住、燃料的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并未改变：“所谓生活必需品……是指一切人用了自己的精力收获得来的那种物品：或是它开始就显得很重要，或是由于长久的习惯，因此对于人生具有了这样的重要性。”在这里，梭罗所认为的“生活必需品”首先是靠个人能力能够获得的；一些被认为是“生活必需品”的“必需品”，甚至并非是必不可少的“必需品”。它们只是“由于长久的习惯”，才获得了“第二天性。”这就是梭罗在讨论人们对衣、食、住、燃料的“生活必需品”的需求时，为什么总要追溯早期人类或参照现存“野蛮人”获取“生活必需品”的方式。他不仅从人类学历史，甚至还援引达尔文，试图从进化论观点来说服同时代人过简约生活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