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攘外必先安内”再批判
熊宗仁
  内容提要　“攘外必先安内”是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的基本国策，意在因应国内“三足鼎立”、国际“四向分散”的形势。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选择先“剿共”后抗日，共产党选择先反蒋后抗日，而随着局部抗战向全面抗战形势的转化，双方的这种选择逐渐演变为国共合作抗日的过程。
“安内”是以“剿共”为中心，包括实现国民党内的统一和国民政府的“中央一体化”，以及充实国力，加强战备等内容。“攘外必先安内”是国民党处理内政的基本国策，又是图存御侮的策略。
历史已证明:“剿共”不是抗日的前提,“反蒋”也不是抗日的前提。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中华民族的空前团结，才是抗日的前提。
关键词　攘外安内　抗日前提　国共合作
九一八事变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前，没有一项政策像“攘外必先安内”这样对中国产生如此广泛而严重的影响。70年来，海内外史学界涉及这一政策的研究较为鲜见，近年来有所增多，虽也逐渐达到某些共识，但总体上内地学者和海外学者的观点依然尖锐对立，基本上否定或基本上肯定的倾向并未消除。笔者不揣谫陋，抒一孔之见。
一
任何政策都是国家和政党因应一定历史时期的需要，为贯彻
“攘外必先安内”再批判
其路线、实现其政治目标而制定的行动准则。“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是国民政府在准备抗战时期的行动准则。它的出现，因应了救亡图存的国内国际背景。
这一政策提出的时间，并不在九一八事变后，而在之前。但其追求的目标、内容和矛头指向，却与九一八事变后是基本一致的。
1931年7月23日，在江西督师剿共的蒋介石，针对国内外情势的变化，发表告国民书，内称:“惟攘外必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①这是“攘外必先安内”见诸文字之始。这一对其后国内军事政治和反对日本侵略产生重大影响的政策的提出，是鉴于下述的国内国际背景:
1931年5月27日，国民党中的粤系反蒋派在广州成立中国国民党执监委员非常会议，目的在推翻蒋介石之独裁，完成国民革命，并决议在广州成立与南京相抗衡的“国民政府”。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改组了广西、广东两省政府，整编了粤桂两系军队为第一、四集团军，第二、三集团军编制留待北方的冯玉
祥、阎锡山编组。反蒋地方实力派此举，使国民党分崩离析，而在国民党旗号下出现了两个“中央政府”。此前的国民革命军也基本上形成两大营垒。
1931年6月27日，日本参谋本部部员中村震太郎大尉一行4人，因在兴安岭一带从事间谍侦察，被我当地驻军逮捕并处死。日本以中村事件为口实，提出要“以武力解决悬案”，并调集军队，扩大事态，为侵略东北作准备。7月上旬，在长春以北30公里处发生了万宝山事件。日本政府歪曲事实，增兵满洲，扩大对东北的侵略。万宝山事件成为九一八事变的前奏。
①蒋介石:《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转引自刘维开:《国难期间应变图存之研究》,
台北1995年印行，第180页。
《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4期
1931年7月15日，原隶冯玉祥后投靠蒋介石的石友三，在河北顺德附近通电广州“国民政府”，组成第五集团军，长驱北进300余里，进抵石家庄。石友三与孙殿英、刘桂堂等27人联名通电广州“国民政府”及吴佩孚、阎锡山、冯玉祥，声明公开反对蒋介石和张学良，与南方的粤桂配合，对蒋介石的中央政权形成南北夹攻之势。一时间，国内各地方实力派明里暗里的反蒋声浪达于空前。
1931年5月底，中国工农红军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
7月1日，蒋介石又调集30万兵力，自任总司令，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到9月15日，第三次“围剿”被粉碎。
蒋介石在上述背景下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书告，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安内”的内容既是针对国民党地方反蒋势力，更是针对越“剿”越大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而“攘外”显然是对付日益扩大的日本对中国的挑衅和侵略。这一书告，虽然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但当时这还只是一种口号，并未形成主导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既定国策。
九一八事变以后，由于国民政府的不抵抗，导致东北三省的迅速沦陷。面对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情绪，国民政府陷入了和战两难、进退失据的困境。爱国学生公开喊出“反对政府出卖东三省”、“打倒卖国政府”等口号。中共及其领导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日益发展壮大。1931年11月7日———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宣布成立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又出现了一个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对立的政权。宁粤之间的对立并未和解，粤方要求蒋介石下野。9月2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日本侵略东北，已成事实，无法补救。如我国内能从此团结，未始非转祸为福之机也。故内部先当力
谋统一。”①蒋所谓的“统一”，当时主要是谋求宁粤和解，召开国民
党四全大会，稳定政治中枢。四全大会召开以后，宁粤之间的对峙之局并未消除,11月30日，蒋介石再次
强调:“攘外必先安内，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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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能御侮”
②，依然把剿共和解决宁粤对抗当作抗日的前提。国民政府把“攘外必先安内”正式作为应变图存方针和基本国策，是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淞沪停战协定》签订以后,“国民政府立即确定安内攘外政策，作为奋斗图存之方针。在策略上，则是以军事外交相配合，以外交掩护军事，以剿共扫除军事之障碍,
更以建设充实国力”。
③综上所述,“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提出和确立，是因应了当时国内三派政治势力、三种政权和三类军事力量矛盾对峙的“三足鼎立”之势。三派政治势力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系；以胡汉民、李宗仁等为代表的国民党反蒋地方实力派；以中共为领导的工农革命力量。三种政权是：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南京国民政府;1931年5月成立的广州“国民政府”及其后演变出来的西南政务委员会、1933年11月成立于福州的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中共领导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以及尔后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政权。三类军事力量是：国民党中央直接指挥的中央军；以桂系、粤系、川系和西北军、东北军为代表的分布于两广、西南、华北和西北等地的国民党地方军和杂牌军；中共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
在七七事变以前，国际上虽然主要是帝国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对立，但由于各个国家首先是以自己的民族利益作为处理国际关“攘外必先安内”再批判
①②③汪精卫:《两年来关于救亡图存之工作》,1934年1月23日在国民党四中全会政治
报告，转引自刘维开:《国难期间应变图存之研究》，第181页。
蒋介石:《外交为无形之战争》，转引自刘维开:《国难期间应变图存之研究》，第482
页。
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件:《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
《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4期
系的出发点和归宿，国际关系的格局是“四向分散”。以美、英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被特大的经济危机搞得焦头烂额；日、德、意法西斯却乘机向外扩张，妄图称霸世界；苏联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自顾不暇。共产国际虽然统一指导和协调各国共产党的行动，但主要又受苏联的左右；首被侵略的中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初遭受德、意侵略的各国，面临法西斯侵略却四顾无援。因此，中国在九一八事变以后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很难获得强有力的、实实在在的国际援助。抗战初期苏联的援华，也包含着希望中国成为自己的远东屏障的民族利己主义立场。
二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既要解决民族矛盾，又要解决国内矛盾的问题，主导当时国内政治斗争格局的国共两党都面临孰先孰后的两难抉择。“对外是中国人与日本人的生存竞争，对内是中国人与中国人的主义竞争”。①
国民党有三种选择：一是先剿共后抗日；二是先抗日后剿共；三是剿共与抗日两面出击。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选择了先剿共后抗日。其原因概括起来有四：一是国民党认定中共是国民政府内政不能统一的祸源；二是国内不能统一，国家即不能建设，而建设是对日长期抗战的先决条件；三是蒋介石接连三次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均遭惨败，作为报复的惟一选择就是再发动新的“围剿”；四是宁粤在和解中依然对峙，但仅限于唇舌剑，军事上未有行动。就军事战略上考虑，剿灭中共以后再抗日，避免了两面出击的兵家大忌。对此，蒋介石一再重申,“剿共”
①《清共以前绝不言抗日》,《国闻周报》第10卷15期，评论选辑，第5—6页。
和统一是御侮的先决条件。汪精卫则认为:“治标莫急于清除共匪，治本莫急于生产建设。”并强调:“惟集中力量而后可以内而剿
共，外而御侮，惟生产建设而后可以集中力量。”
①汪精卫主张御侮必先剿共还有另一个原因，即幻想借剿共以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使中日问题得以用
和平方式解决。他说:“就军事的表现来说，是将口对准共匪，因之对于中日问题，便可以用和平手段来谋求解决了……因为日本是反共的，中国既然决心反共，则可由共同反
共的见地，替中日和平奠定一个基础了。”
②国民党内亲日派势力的抬头，更助长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贯彻执行。
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共中央是处于王明、博古“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下。1931年11月后，在中央苏区党和红军中的正确领导开始受到排挤。到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全面否定了的正确领导。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面临一是先反蒋后抗日；二是先抗日后反蒋；三是反蒋抗日双管齐下的三种选择时，由于国民党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依然是采取严密封锁和进剿的态势，相对还处于绝对弱势的中共及其武装力量，不可能也不会选择先抗日后反蒋或反蒋抗日双管齐下。因此，主客观条件使中共只能选择先反蒋后抗日。
9月22日，中共临时中央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对于这次事变的政治方针，指出“要加紧组织领导和发展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民众的民族自觉，引导他们到坚决无情的革命斗争上来；抓住广大众“攘外必先安内”再批判
①②汪精卫:《十年来和平运动经过》，转引自刘维开:《国难期间应变图存之研究》第
187页。
汪精卫:《两年来关于救亡图存之工作》,1934年1月23日在国民党四中全会政治
报告，转引自刘维开:《国难期间应变图存之研究》第1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