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记者凭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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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云南教育·视界(综合)》俄罗斯乌克兰为什么打仗2015年第11期
        北京时间2015年10月8日19时（瑞典当地时间13时），瑞典学院宣布，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白俄罗斯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像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海明威等诺奖前辈一样，她也是一位记者。
        “生活、战争的很多细节，远比我们作家自己去构思、编织的要真实，要生动得多。” 旅俄作家、翻译家孙越深深记得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对自己说过的这句话。
        约十年前，孙越和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莫斯科有过短暂会面，交谈之中，孙越对她最深的印象是：“讲真话”。以下为孙越的口述。
        她是记者，不是撰写政论的人
        2004年或2005年，我在莫斯科见到了她，一个很朴实的老太太。
        已经过去很多年，当时双方的文学组织有两个“创作季”——春季和秋季，每年都会邀请有名的苏联作家来见面，讲文学创作。她好像是这时候来的，来的时候见的人不是很多。她来前后，苏联时代流亡英国的作家阿克肖洛夫和写《白轮船》的艾托夫也来过。
        我跟她说，我的朋友翻译过她的一部中篇小说（注：即《战争的面孔不是女性的》，译者是吕宁思）。她很自豪，说她认为自己的那部小说特别好，很高兴已经翻译成中文了。我们还谈到，苏联作家，包括白俄罗斯作家，现在的反思和作品，中国读者不一定看得懂。
        整体上看，她是个很自信的人，愿意谈论人如何面对生与死，面对远离祖国。
        她最明显的态度就是“讲真话”。为什么《战争的面孔不是女性的》在苏联时代能够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她不认为是因为她的文笔、用词、故事情节有多好。她说：“生活、战争的很多细节，远比我们作家自己去构思、编织的要真实，要生动得多。”她觉得，把这些如实、真诚地写出来，应该就是一个作家能做的最大的事情了，不需要加工、编织。
        讲这些话时，我们正谈到苏联谎言满天的年代。
        阿列克谢耶维奇跟我们概念中具有反叛意识，批判当下的作家不太一样。她虽然是记者
出身，但不是一个时政作家，不是撰写政论、批评的人。
        她的理念是，作家应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如果去批判当政者的战略、治国之策，那就是和他站在一个起跑线、地平线上。她看到的是人类的终极问题，而我们所处的时代，经历的生活，离不开哲学思考和宗教思考。
        不过，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出生在乌克兰、母亲是乌克兰人的阿列克谢耶维奇严厉地批评了普京政府，不能排除她的获奖有政治因素。
        为什么一直“小众”
        在苏联时代，阿列克谢耶维奇其实可能只能算“二三线作家”。她比较年轻，作品和主旋律不合拍，苏联不会大规模宣传她。解体后，她变成“少数民族”作家，俄罗斯也不屑一顾，可能就是文学圈子还知道一些她的情况。
        阿列克谢耶维奇1972年毕业于白俄罗斯明斯克大学，她学新闻，苏联时代一直做记者。她的文风类似于我们过去说的通讯报道，比较直接讲述事件和事件引发的社会反响，没有过多的描写和心理活动。
        1983年，阿列克谢耶维奇才加入苏联作协，一个原因是她的作品引起比较大的争议。比如，她的报告文学《最后的见证人》，内容是讲德国人在白俄罗斯制造的大屠杀，描写了德国人给苏联造成的很多灾难，还谈到了战场上苏联红军的挫折和损失。而在当时，很少人大篇幅描写这些。
        《战争的面孔不是女性的》是她的成名作，写于1981年或1982年，直到1985年才获发表。这部作品在写作手法上独具新奇，当时没有人用这种毫无修饰的，新闻记者的形式、眼光去看战争。这部作品不仅写了女人敢于参加战争，同时也写了战争对女人的毁灭。
        这里面有个更重要的哲学悬念。她认为，战争对女性生命的残害，已经把人类推向了罪恶的边缘，不能仅仅看到女人的勇敢。把女性和死亡结合起来，把人类最大的罪孽和悲哀结合起来，才能够真正地展现世界的悲剧和战争的悲剧。但是，她又不能写得过分直白，因为传统意义上的“伟大的卫国战争”是要弘扬人们的勇敢精神。
        上面提到的《最后的见证人》是她的另一部重要作品，写于1985年，“见证人”见证了战争的残酷。当时对战争的种种负面，包括国家在战争前期的抵抗无力，以及德国大规模入侵，都是不能写的。她写了这些作品，就比较引人注目。
        这一年是“二战”结束40周年，有很多一线大作家，像柴可夫斯基、邦达列夫、斯坦纽克，都在这期间写战争，包括莫斯科保卫战、库尔斯克坦克大会战。但没人用纪实文学的手法写战争，一线作家对战争的理解都是非常传统、非常保守、非常“主旋律”的。
        后来，阿列克谢耶维奇依然关注苏联的另一方面，比如在1997年写了《切尔诺贝利的祈祷文》，是对苏联时期发生的灾难的反思。那依然是用纪实文学手法写的。
        不是“驱逐出境”，是“自我流放”
        2000年后，阿列克谢耶维奇去了法国、德国等国家，很多著作译成德语，在德国出版。她写重大国际政治事件，意在表达深刻的哲学思考。之前谈切尔诺贝利，现在谈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关系，都是这样。
        白俄罗斯政府对相对保守的作家比较宽容，而对有建树、有锋芒的作家则比较“谨慎”。在首都明斯克，住着苏联时代的一线大作家格拉宁。格拉宁90多岁了，比阿列克谢耶维奇有名得多，在白俄罗斯很有市场，上电视，报纸也宣传。他在苏联时代也很有锋芒，但仅限于苏联时代或苏联作家体当中。
        阿列克谢耶维奇跟格拉宁不一样，她是个探索型作家。格拉宁比较满足于苏联时代的成就，但阿列克谢耶维奇更追求探索人生的终极，探索生与死的问题。在苏联和后苏联的体制中，她的探索肯定会受到限制。
        她在国外生活多年，与批评白俄罗斯政府有关，但绝对不是被国家驱逐出境，而是一种自我流放、精神流放。她需要在遥远的他乡来认识自己、认识故乡、认识祖国，甚至认识生与死。我想这是最重要的。
        据我所知，诺贝尔奖文学奖委员会已经在俄语文学圈子做了七八年，甚至十年之久的筛选了。对于多年没有苏联加盟共和国作家获奖，有几种说法，有人认为批评普京现政府的就是好作家，但流亡时代的好多作家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还有人认为俄语文学翻译成英文介绍给诺奖评委的不够多。
        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作家们在苏联解体之后纷纷回归。回归的地方，称为“祖国”也好，“故乡”也好，西方并不认为是宽松的环境，不认可在那种环境产生的作品。而继续留在国外，又是很多作家都不愿意做的事情。很少人愿意去异国他乡闷头写东西，却没有什么钱可挣。
        阿列克谢耶维奇选择的自我流放，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创作方式。也是因为这种与众不同，她的作品被大量地翻译成德文、法文等比较流行的欧洲语种。
        可以说，因为身在欧洲文化中心，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得到了很好的传播。
        不过，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中文译本不是很多。原因有两个：一个是1992年之后，大家对俄罗斯的文学已经很不了解，不太关注；另一个原因是，15个加盟共和国分家了，俄罗斯也不再宣传现在属于其他加盟共和国的老苏联作家了。
        （来源：《南方周末》 宋 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