枚乘《七发》与汉代“七体”的研究
摘要：“七体”①在古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在古文作品中有着大量的分布。枚乘的《七发》是“七体”的初创作品，他的行为风格被后来“七体”作家广泛模仿，形成了以“问答”和“招隐”为主要题材的“七体”文风。追溯“七体”的源流，《七发》和“七体”有着重要的关系，《七发》的创作奠定了“七体”文风的基本形式，后来“七体”作家的继承与创新大大提高了“七体”的文学史地位和影响，，《七发》与汉代“七体”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Abstract: " seven body " ha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literature, has a large distribution in classical works. While the " seven " " seven " and is the initial work, his style was later " seven body " writer widely imitated, and formed a " question and answer" and " hermit " as the main theme of the " seven body " style of writing. Back " origin seven ", " seven " and " seven " are important, " seven " creation laid the " seven body " style of the basic form, then "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seven " writers greatly improving the " seven " position and influence in literary history, " seven " and " seven " of the Han Dynasty has a very important significance.
关键词：七体  七体源流   《七发》
一汉代“七体”创作概况 
1“七体”创作时代和数量的分布
西汉初年，当淮阴枚乘自创《七发》，枚乘《七发》则成为了“七体”的初创之作，经后世文人不断继承和创新之作所形成的文类，就被后人称之为“七体”，气体有以下几个特征：它以“七”贯穿整篇文章，文章一般分为八段，除第一段交代事情产生的具体原因，作为行文的一个，其余各段则分别围绕一个主题，以说客和被说者之间一问一答的形式为主要结构，其中发问为主，对答为辅，七段内容有铺垫有升华，终篇达成主客观点的一致。“七体”一名最早出现在梁昭明太子萧统所主持编纂的《文选》一书，是我国古代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按照文类把作品分类。《文选》所收录的众多文章中，“七”为其中重要的一体。《文选》卷三十四、三十五收录汉代枚乘《七发》、三国曹植《七启》和晋代张协《七命》三篇作品，名之曰“七”。从时代上来说，这三篇是取汉、魏、晋三个时期各一篇，这三篇也恰恰是“七体”精华诠释。穆克宏先生曾说：“如果我们将《文选》所选录的作品，按时代顺序加以排列，《文选》就好像是一部文学史。”①除了以上三篇，还有傅毅《七激》
，张衡《七辩》，崔驷《七依》，崔瑗《七苏》，马融《七广》，王粲《七释》，张协《七命》，陆机《七征》，左思《七讽》，以萧统《文选》争刘勰《文心雕龙·杂文》于赋体之外，别立“七体”2。枚乘之前，“七”作为文体虽然并未明确被人提出，但确实有相关文体的出现，也是以劝谏文章为主，但只有《七发》的出现标志“七体”文的初创，除了萧统尊重文学发展实际、“因体立文”原则之外，那就是由于枚乘《七发》对“七体”形成有着决定性的的作用，无论是内容还是艺术形式等方面都有其关键性的作用。这种文风多数被后来“七体”继承者所模仿，很多作品中多多少少能到《七发》的影子。南朝刘勰《文心雕龙·杂文》都对此类作品的题材及艺术风格作过论述。比较而言, “七体”在汉魏六朝时创作最为繁盛, 作品数量多, 但在流传中大多亡失, 现存可见篇名的据统计仅有近四十篇。
2“七体”的源流
  “七体”的源，“七体”的某种特点可追溯至先秦，从近源和全面角度而言，西汉枚乘的《七发》。从文体现实意义看，“七”形成了问疾劝谏和招隐两大模式。问疾型的理论根据出自道家，而招隐型的理论则为儒家。问疾型的内容矛盾本质是作者自觉的社会人与不自觉的自然人之间的矛盾，是角变换与主旨不变造成的矛盾探问疾病。关于“七体”其源泉有三种说
法，“诸子说”、“楚辞说”和“《七发》说”，关于“七体”的起源，首先，“兴于诸子说”。章学诚所说的“孟子问齐宣王之大欲”，指《孟子·梁惠王上》。“齐桓晋文之事”章中的一段：(孟子)日：“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缓不足于体与?柳为采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齐宣王)日：。否；吾不为是也．”。比而下，一气贯之，甚有气势。章氏所谓“七林之所启”，是试图从文章问对的结构、列举不同事例的形式及文风的纵横之气等方面探寻“七”与《孟子》的渊源，但“齐桓晋文之事”章中所举五事与“七体”的七事的传统不相符。孙德谦所言之《孟子》。说大人”章，出自《孟子·尽心下》。3孟子所问，列举“肥甘”、“轻援”、“采”、“声音”、“便嬖”诸项，排比而下，一气贯之，甚有气势。章氏所谓“七林之所启”，是试图从文章问对的结构、列举不同事例的形式及文风的纵横之气等方面探寻“七”与《孟子》的渊源，但“齐桓晋文之事”章中所举五事与七体吉七事的传统不相符。其次，“源于楚辞说”。看其中富有代表性的“《楚辞·大招》说”和“楚辞《七谏》说”。受章学诚等人在枚乘《七发》之外寻“七体”本源的影响，范文澜在《文心雕龙注》中，亦在枚乘《七发》之外寻求“七体”之本源。与前述诸人不同的是，他更加看重“七体”之文与楚辞的关系，以为《楚辞·大招》乃是“七体”之所始。“始于《七谏》说”者，则认为“七体”是楚辞《七谏》之流。强调的是说《七发》和《七谏》在言
七事方面有相似之处。洪兴祖则已认为《七发》等七体作品都是“《七谏》之类”了。徐师曾更是用“而”字代替李善所说的“犹”字，这一字之差，不仅完全误解了李善的意思，而且颠倒了《七发》与《七谏》的关系。枚乘(?一前140年)行年略早于东方朔(前161年左右一前88年左右)，东方朔《七谏》作于武帝时，而枚乘《七发》作于文景之世，当东方朔见幸于武帝之时，枚乘早已耄耋之年，死于安车蒲轮之上了。所以，单从时间看，说七体是“楚辞《七谏》之流”，就显然与事实不符。与此相反，近来有学者在追溯先唐“九”体渊源时提出，《七谏》可能受到《七发》的影响。4此外，《七谏》和《七发》的思想内容和文章体制均不相同。《七发》“高谈宫馆，壮语畋猎。穷瑰奇之服馔，极蛊媚之声”，在一篇之中分述音乐、饮食、车马等七事，“虽始之以淫侈，而终之以居正”，有讽谏之意。而《七谏》通过咏叹屈原的身世，借以抒写自己的怨愤和忧思。与《七发》在一篇之内分述七事不同。由此以断，七体“始于《七谏》说”，实属一种误解。再次，“《七发》说”，他们认为《七发》是“七体”的源流之作，他们认为《七发》是“七体”这种文体内容和结构等全面具备的标志之作。“七”是模仿枚乘《七发》形成的一种文体，具有以问答为结构、以七事为内容、以启发为手段、以劝谏诸侯王为宗旨的文体特征。尽管学者们观点不一，但在将其溯至《七发》这一点是一致的，“诸子说”和“楚辞说”其实都是在“《七发》说”的基础上，将“七
体”渊源再往前推移。这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古今学者对《七发》创制发轫的“七体”基石地位并无争议，间接地承认了《七发》的重要地位，二是学界对于“七体”起源的争议其实也就变成了“诸子说”与“楚辞说”等争议。以上关于七体渊源观点来看，都从某一方面揭示出七体文与前代的关系，但既各执一端。综合分析，“七体”的之源我认为还应该是《七发》，因为只有七发才开始具备了题材、内容、结构手法、行文篇幅等多方面的的特征，并且这时的主流文学也把其明确承认了，那么，“七发”说当然也是最权威为有说服力的说法了。
   “七体”的流，七体作为赋体文学的一个分支，开创于西汉，正式形成于东汉，繁荣于汉魏六朝，20南北朝以后很少有大的成就作。考这种文体的初建、发展繁荣过程，大致可以分三个步骤。枚乘《七发》标志着“七体”文体的初步形成，这也为汉大赋开了先河，东汉发展进步。“七体”的这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有；三国刘劭的《七华》、刘宋颜延之的《七绎》、梁简文帝的《七励》、萧统的《七契》、萧子范的《七诱》何逊的《七召》等。而在这些作品中，曹植的《七启》是其中的代表。萧统等人独录《七启》作为招隐类七作的代表，是颇有眼光的。经两汉体制创立和初步发展，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七体”来到了其鼎盛时期，汉魏晋南北朝“体拟”作数量颇多，所以在书目中也有了相应的著录。《隋志》中有“《
七集》十卷，谢灵运集”，“《七林》十卷，梁十二卷，录二卷，卞景撰。梁又有《七林》三十卷，音一卷，亡”，“《七悟》一卷，颜之推撰”。卷三十五其后的《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关于七体作品的著录，皆不出《隋志》范围，并没有提供关于七体的新的材料。上述的七体总集及作品皆已亡佚，但从《隋志》及两《唐志》的著录，从傅玄、谢灵运到卞景多种七体总集的问世来看，七体作为一种文体已获得广泛外，类书中也有关于七体的记载。《艺文类聚》卷五十七杂文部设有“七”体类目；《太平御览》文部六卷五百九十也有“七辞”类，也即“七体”的变称。
   有一句话说得好：“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借着这句话我们也可以认为，文学也可以是没有地域限制的，文学更可以是贯通古今历代传承，但是，如果我们要按照一定的标准把某一种文学归为一类的话，就必须到这种文体之间存在的排他性的特点。因此，在研究“七体”的源流的问题上，我们应该从上面阐述的“七体”题材、内容、艺术风格、语言技巧等多方面来总结探讨其源流。确立一个标准大家来共同遵守，而不是为那些本来没有必要争论的史实争论不休。
二枚乘《七发》的开创意义
1枚乘《七发》思想内容特
《七发》因假托吴客以七件事启发有病的楚太子，因而治好了楚太子的病，因此题名为《七发》。全文分八段，第一段是序，写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往去探望，并指出其病根所在及方法。下面七段是吴客分别描述七件事，前六件为音乐、饮食、车马、宫苑、田猎、观涛，只是一种从反面来启发太子。最后，吴客给太子请来了有才智的学者，给他讲天下的妙道，辨别万物的是非，进而治好了楚太子的病。1曾祥宝和刘晓林在《七发》：古代“心理疗法”的典范这篇文章中，从医学心理学角度出发，认为枚乘创作是赋之目的，是讽刺那些诸侯人的生活，认为他们有了贵族的“公子病”。从而劝诫他们摆脱这种腐化淫乐的生活，走上一条正常人的生活道路。有这等深刻的见解，是因为作者长时间与贵族诸侯之间有着密切的交往，《七发》不仅寄托了个人的怀抱，还暴露了统治阶级的腐朽，反对懈怠与享乐，倡导健康思想和正确的生活态度，对今天来说还是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的。现实生活中的“官二代”和“富二代”中的啃老族一代，不正是这种封建传统的现实写照。8著名学者赵逵夫先生认为《七发》采用了文内文外相结合的手法，文内宣扬重生而善养，知福而能守，文外倡导守君臣之礼，顺天而无为，文中所言只是一个引子而已，枚乘的本意在于希望当面劝谏吴王。他实际上是将生命主题和政治主题统一起来了，但文外之说理由似不
充分，而其文内之说是可以令人信服的，窃以为《七发》的基本主题就在于宣扬黄老学派的养生理论。余江认为“《七发》之‘首发’言音乐之事”， hermit在古代，人的文化修养是用琴、棋、书、画四方面的才能表现的，弹琴为四大才能之首。因此，2余江强调枚乘赋的音乐美，但我认为其观点有点孤立地看问题，明显割裂了作者与作品创作的联系，而是一味的作者盖上当时社会历史的大帽子。
2《七发》艺术形式的创新
  独树一帜的结构风格。“七体”的结构风格往往是一问一答的形式，一般辞赋作品以问为次，以答为主，无论是屈原的《离骚》、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还是宋玉和扬雄等人，都是采取这样的结构风格。而《七发》作品却一反故辙，以问为主。这是构成《七发》与一般辞赋的重要不同之处，是枚乘的创新之所在。循序渐进的行文节奏。《七发》在表现形式方面的审美价值，还体现在它具有强烈的、鲜明的一张一弛、抑扬顿挫的节奏美。七发七答划分为七部分。而这每一部分节奏都呈现出鲜明而强烈的一张一弛、一扬一抑的美感。赋写七事，一事一转，如行山间，人移景变，给人以耳目生新之感。每写一事又能刻意求奇，反复渲染、精刻细画，又极尽铺夸之能事。如果没有这种给
人心理上的紧松之感，而只是一味地轻松，或一味地紧张，就会给读者心理上造成一种过分紧张或过分放松的感觉，缺乏美感。当然，如果这种节奏仅仅表现为机械的、简单的重复，犹如其他辞赋作品那样平铺直叙，毫无波澜，也就同样失去了美的意义。《七发》的节奏美，更重要地还表现在作者能从生活和审美者心理节奏出发，去组织和显示它。赋中讽喻意图的表达是通过节奏的变化来实现的。通过前几发饮食之盛，歌舞之乐和女之美等前面吴客的“六发”，慢慢发展到最后的“要言妙道”时，物极必反，从而更增加了文学艺术的节奏感，合理有度的拨动着读者的心弦。富有音乐性的语言风格。赋在表现手法上铺张直陈，描绘 细腻 ，文采华丽。它多以设辞问答的形式展开。在句式上，韵散相间，排比对偶。赋不拘字数，以四言、六言为主，并且多夹杂散文句式。赋的用韵，有的是句句押韵，有的隔句压韵，有的还不押韵，比较自由。由于赋的 篇幅 较长，往往要换韵，换韵一般是与 内容 段落相一致的。这些特点就已经让赋有了或歌或唱的音乐性。而枚乘是汉代大赋的开山者，他的作品可读者有120余篇。其代表作《七发》，诚贵族奢贪，阻诸侯谋反。其体宏大，铺陈夸张，辞藻华丽炫目。其文是汉代散文大赋的正式形成标志，该篇的体式被后世沿袭发展成一种以“七”名篇的新赋体。因此，枚乘的《七发》更加具有音乐性的特点。